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湖南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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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湖南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湖南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湘政办发〔２００４〕５６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湖南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施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湖南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施办法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省银监局 省公安厅
（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４〕５１号）精神和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国家助学贷款财政贴息管理办法》、《国家助学贷款招投标管理办法》等，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是指由商业银行以信用形式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学生（含高职生，下同）、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发放的、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的人民币贷款。
第三条 国家助学贷款采取按学年度审批和发放的管理方式，用以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贷款人为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基层经办银行。借款人指由省教育厅确定可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第二章 借款的条件
第五条 借款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四）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五）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学费、住宿费、基本生活费）。
第三章 贷款的申请
第六条 学生申请贷款由学校统一组织，贷款人不直接受理借款人的贷款申请。
第七条 借款人在校期间采取按学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学校可以分批次为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贷款人审核批准后，向借款人一次性发放用于学费和住宿费的贷款，按月发放用于生活费的贷款。
第八条 借款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学校自行确定）向学校机构提出申请，领取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等有关材料，并如实填写。
第九条 借款人须如实提交以下材料：
（一）湖南省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含本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简要说明，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关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等）；
（二）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未成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证明）；
（三）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与中标银行协议中规定的其他材料。
经办银行和高等学校均不得要求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人提供上述范围以外的附加材料。
第四章 贷款的审核、审批与发放
第十条 学校负责对学生提交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进行资格审查，并自收到学生贷款申请后２０个工作日内完成。学校机构应在校内进行为期５天的公示，并对有问题的申请进行纠正。初审无误后，学校机构应在５个工作日内，在审查合格的贷款申请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并向经办银行提交编制好的《湖南省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送审表》和申请材料。
第十一条 贷款人应在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每年下达给高等学校的借款总额度内，根据高等学校提交的学生借款总额度办理贷款业务。在收到学校提交的借款人申请资料后２０个工作日内将审核同意发放贷款的学生名单及金额通知借款人所在学校，由学校统一组织借款人填写借款合同文本，办理借款手续。
第十二条 高等学校收到贷款人提供的批准借款学生名册后，应于１０个工作日内组织学生填写、签署借款合同，并提交贷款人。
第十三条 贷款人收到学校送达的经借款人签署的借款合同后，应在２０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并将已签署的借款合同送达学校。学校管理机构接到借款合同后，应在５个工作日内将其发给借款学生本人。
第十四条 贷款人应在借款合同签字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按学年将借款人用于学费和住宿费的贷款划入学校指定的账户，于每月５日前（遇法定公休日顺延）将借款人用于生活费的贷款划入借款学生的个人账户。
第十五条 借款人在校期间有终止贷款意向时，经办银行应允许借款学生通过所在学校向经办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终止贷款发放。如借款学生中途休学的，学校应及时通知贷款人中止发放贷款。
第五章 贷款额度、期限、展期和利率
第十六条 各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借款总额包干办法。学校须在每年６月３０日前向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申报下学年度国家助学贷款需求计划。每年的借款总额原则上按借款人数不超过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的２０％，人均贷款金额原则上每学年最高不超过６０００元确定；每个学生的具体贷款金额由学校按本校的总贷款额度，根据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标准以及学生的困难程度确定。每所高校的贷款额度由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根据与中标银行签订的协议和借款学生还款违约情况分别确定下达，同时抄送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及中标银行。
第十七条 国家助学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借款人毕业后六年。
第十八条 对于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借款学生，借款学生要及时向经办银行提供连续攻读学位的书面证明，经办银行应为其办理展期手续，财政部门继续按在校生对其国家助学贷款给予贴息。
第十九条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不上浮，不计复利。国家助学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规定的范围内，经办银行可适当给予优惠。提前还贷的，经办银行应按贷款实际期限计算利息，不应加收除应付利息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第六章 贷款招投标管理
第二十条 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采取招标的方式确定。
第二十一条 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作为招标人负责全省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招投标具体实施工作。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是指收到由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发出的投标邀请的银行。投标人必须是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有条件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银行。
第二十三条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和省银监局负责全省国家助学贷款招投标的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招投标采取国内邀请招标的方式，由招标人向投标人发送投标邀请进行招投标活动。
第二十五条 教育、财政、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和高校代表共同组成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工作。
第二十六条 评标结束后，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其他未中标人。中标人应自中标通知书送达之日起１０日内与招标人签订合作协议。
第七章 财政贴息
第二十七条 借款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实行在校期间１００％由财政补贴、毕业后自付利息的办法。
借款学生毕业后自付利息的开始时间为其取得毕业证书之日的下月１日（含１日）；当借款学生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结业、肄业、休学、退学、被取消学籍时，自办理有关手续之日的下月１日起自付利息。
第二十八条 按照高校的行政隶属关系，国家助学贷款贴息由相应的财政部门负责国家助学贷款贴息所需经费。省属高校的贴息经费由省财政负担；市州属高校的财政贴息经费由市州财政负担。
第二十九条 省属高校的贴息经费由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提出需求预算，经省教育厅审核，按财政拨款渠道分别编入各相关部门年度预算，报省财政厅审批。
第三十条 各经办银行省分行营业部和市州分行要在每季度结束后的２０天内将所辖区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贴息申报表和分高校贴息明细表经学校确认后统一报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在收到贷款人申请贴息资料后，应及时审核并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将贴息资金拨付经办银行省分行营业部或经办银行市州分行。
第三十一条 各市州属高校的财政贴息办法由各市州财政参照此办法执行。
第八章 风险补偿
第三十二条 根据国家助学贷款“风险共担”的原则设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按上学年度（上年９月１日至当年８月３１日）实际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对经办银行给予补偿。具体比例按照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与中标银行签订的贷款合作协议执行。
第三十三条 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按照高校行政隶属关系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５０％。财政负担部分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省属高校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财政负担部分由省财政安排，市州属高校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财政负担部分由市州财政安排。
第三十四条 省财政应承担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根据贷款协议金额及风险补偿比例提出经费需求预算，经省教育厅审核，按财政拨款渠道分别编入各相关部门年度预算，报省财政厅审批。
第三十五条 各普通高校应承担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每年向普通高校返还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学费收入时，划拨给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风险补偿资金专户。
第三十六条 经办银行在每年９月底前将上学年度实际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和违约率按高校进行统计汇总，经高校确认后，提供给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金额违约率是指连续９０天未履行合同的贷款本息金额占进入还款期的贷款本息金额的比率。
第三十七条 当年尚没有毕业学生进入还款期的高校所承担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按以下公式计算：
所承担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上学年度实际贷款额×风险补偿的比例×５０％。
第三十八条 已有毕业学生进入还款期的高校，其所承担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与上一学年度本校学生的金额违约率挂钩。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根据银行提供的贷款实际发放额和违约率，采用加权平均方式，计算确定各高校本年度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第三十九条 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应于每年１０月底前将高校所应承担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数额报财政部门，作为财政扣拨经费的依据。并将具体数额书面通知高校，高校据此在有关会计科目中列支。
第四十条 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应于每年１２月底前按上学年度银行实际发放的贷款金额和协议确定的风险补偿比例，将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拨付给经办银行。
第四十一条 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对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要接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的监督。每年须编制决算报告，经省教育厅审核、省财政厅审批后，抄报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并向高校通报。
第九章 贷款管理
第四十二条 成立由省政府领导任组长，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的负责人参加的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领导小组日常办事机构设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
第四十三条 教育部门要组织好国家助学贷款的招投标，督促高等学校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财政部门要足额安排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明确拨付、审批程序，加强资金的使用监督。人民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政策指导，推进经办银行与学校的全面合作。公安部门要积极做好为普通高校学生换发第二代身份证的工作，配合银行做好对违约学生的身份核查工作。
第四十四条 各高等学校必须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由学校的一位校级领导直接负责，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在校生规模１∶２５００的比例，在现有编制内调剂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保证必需的工作经费，统一管理本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第四十五条 高等学校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国家助学贷款的日常管理。负责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查、与贷款人的联系、监督借款人的贷款使用情况、配合贷款人催收贷款；负责向贷款人提供借款人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和各种变动情况（包括学生就业、升学、转学、退学等）；负责在借款学生毕业１年内向经办银行提供其第一次就业的有效联系地址，学生没有就业的，提供其家庭的有效联系地址、方式等。并按期向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报送本校国家助学贷款情况。
第四十六条 各高等学校应注重培养学生诚信意识，配合贷款人做好国家助学贷款风险防范工作。要建立借款学生的信息查询管理系统，强化对学生的贷后管理，接受贷款人对借款人情况的查询。要及时将毕业借款学生的信息纳入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息查询系统。
第四十七条 贷款人要对国家助学贷款单列科目，单独统计，在信贷资产质量考核上与其他信贷业务分开，实行单独考核，并分别按借款人和所在学校建立管理台账，加强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督促借款人按期归还贷款本息。
第四十八条 贷款人要建立有效的还贷监测系统，及时为借款学生办理还贷确认手续；加强日常还贷催收工作并做好催收记录。按期将连续拖欠贷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的借款学生姓名及居民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违约行为等提供给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
第四十九条 贷款人对国家助学贷款按规定提取呆、坏账准备金。贷款人的上级行对贷款人按政策规范操作所形成的国家助学贷款呆、坏账，不应追究其贷款责任。
第五十条 贷款人要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个人信用档案，收集借款人的有关信息，纳入电子信息系统管理，逐步实现系统内、银行间及与学校的联网。
第十章 贷款的归还
第五十一条 借款学生应与贷款人签订还款协议，严格履行还款义务，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全部责任。
第五十二条 学校应负责开展对借款学生的诚信教育和还贷宣传工作，讲解还贷的程序和方法；建立借款学生信用记录，协助银行做好借款学生的还款确认和贷款催收工作。
第五十三条 借款学生转学时，必须由原经办银行与待转入学校的相应经办银行办理贷款划转手续后，或者在该生还清贷款后，所在学校方可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第五十四条 借款学生发生退学、出国、被开除学籍等情况，学校应及时通知贷款人。经办银行有权按合同约定采取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提前收回贷款等措施。必须在经办银行视情况采取上述措施后，或经办银行与借款学生签订还款协议后，借款学生所在学校方可为学生办理相应手续。第五十五条 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学校应组织借款学生与经办银行制订还款计划，签订还款协议。借款学生与经办银行办理上述手续后，学校方可为其办理毕业手续。并将其贷款情况载入学生个人档案。
第五十六条 贷款还本付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借款学生毕业后，视就业情况，在１至２年后开始还贷、６年内还清。经办银行应允许借款学生毕业后提前偿还贷款。具体还贷事宜，由借款学生在办理还款确认手续时向经办银行提出申请，经办银行进行审批。
第五十七条 借款人可以在学习期间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提前还贷的，贷款人要按实际贷款期限计算利息，不得加收除应付利息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第五十八条 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后１２个月内，可以向银行提出一次调整还款计划的申请，经办银行应予受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调整。
第十一章 违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借款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贷款人可以依法对已发放贷款采取保全措施，停止尚未发放的贷款。
（一）借款人未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的；
（二）借款人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受到校方行政处分或有关部门刑事处罚的；
（三）借款人中途辍学、退学、被学校开除或取消学籍的；
（四）学习成绩差，无法完成学业的；
（五）出国留学或定居的。
第六十条 对连续拖欠贷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的借款学生，由省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将其姓名及居居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违约行为等在媒体及全国高等学校学历查询系统网站公布。
第六十一条 贷款人可对违约学生采取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追缴，对借款学生的违约贷款金额计收罚息，并将其违约行为载入金融机构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第六十三条 民办高校和独立二级学院国家助学贷款不参与统一招标，其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所需贴息资金及风险补偿资金由学校自筹。贷款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十四条 此前已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学生的贷款发放、贴息、还款等办法按原规定执行。
第六十五条 此前下发的省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继续执行。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六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共同负责解释。
海南经济特区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经济特区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号)
《海南经济特区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已由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04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6月1日
海南经济特区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
2004年5月28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创造私营、个体经济与其他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环境，保护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私营、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个体经济与公有经济地位平等。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合法的财产权、继承权和其他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解决私营、个体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为其提供良好环境和优质服务。
第四条 本经济特区外的投资者在本经济特区开办私营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与本经济特区投资者享有同等待遇。农村居民在城镇开办私营企业、从事个体经营，与城镇居民开办私营企业、从事个体经营享有同等待遇。
第二章 设立与经营
第五条 私营企业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核准登记或者委托辖区工商所核准登记；个体工商户由辖区工商所直接核准登记。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发给营业执照。
对合法经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免于工商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可以凭有效证件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
第六条 申请设立科技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万元。申请设立其他类型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万元。申请设立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行政法规对最低注册资本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最高可占注册资本的60%。
私营企业申请设立企业集团，母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并至少拥有3家子公司；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和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
第七条 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可以分期缴付。登记后1个月内注入的首期出资应当不少于注册资本总额的10%，1年内注入的出资不少于注册资本总额的50%，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登记后3年内注入。
私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不能缴足注册资本的，应当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第八条 凡法律、行政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均可投资和经营。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投资的项目，不须经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立项。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在登记注册时，对于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行业和项目，可以不限定经营范围、经营方式。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依法提出经营许可申请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政府有关部门在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进行登记、注册和实施其他许可以及进行年审、年检或者验照、验证时，不得设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定以外的前置审批条件或者其他附加条件，不得收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
第十一条 对登记注册为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但经核实属于私营性质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企业性质变更登记。按照规定需要进行企业产权界定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产权界定，并出具证明文件。
第三章 鼓励与扶持
第十二条 鼓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分流下岗人员，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及留学归国人员开办私营企业、到私营企业工作或者从事个体经营，其档案由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或者原单位代管，工龄连续计算。
第十三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在投资、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获取信息、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政府计划项目、科技奖励、取得许可证和资质等级证书以及引进人才等方面，享受与其他企业同等的待遇。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将依法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用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创业辅导、信用担保、技术创新、人员培训、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扶持。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中小企业采取资金支持、创业扶持等促进措施时，应当公开、透明，平等地对待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中小企业。
第十五条 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应当为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担保。
境内外企业和个人可以依法设立信用担保企业或者机构，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担保。
商会、协会可以成立为其会员提供融资担保的服务机构。
第十六条 境内外企业和个人可以依法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第十七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采用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形式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享受本经济特区相关优惠待遇。原企业已取得的各项行政许可和注册商标不因改制而取消。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变更手续的，应当及时办理。
第十八条 鼓励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
对具备上市条件、要求直接融资的私营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指导和协助其进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造，为其申请、推荐上市或者发行债券提供服务。
第十九条 鼓励、扶持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发、培育名牌产品，创立著名商标和驰名商标。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的产品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或者中国名牌产品的，由省人民政府及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特别奖励；对被认定为省著名商标或者省名牌产品的，由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的产品，经申请认定为发明专利新产品和国家级、省级新产品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二十条 对有重大发明、重大科技成果和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由省和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 失业人员开办的私营企业，当年招收失业人员或者安置残疾人员达到有关规定比例的私营企业，高新技术私营企业，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开办的私营企业，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减免及其他优惠待遇。
第二十二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投资下列项目，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一）港口、码头、公路、电站、水利等基础设施；
（二）工业项目；
（三）开发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
（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
（五）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投资项目。
第二十三条 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运销、加工、科技等私营龙头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贷款，可以享受财政贴息等扶持农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其为农户提供培训、营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建设和污染治理的，可以给予财政补助。允许各类私营农业企业和农业科技企业申请使用有关农业科技研发、引进和推广等资金。
第二十四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依法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贸易，其经营的进出口产品符合免检规定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给予免检待遇。
鼓励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出口创汇产品，从境外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行中外合资与合作经营。对符合国家和本省产业政策的私营企业投资项目，可以使用境外金融组织、机构的贷款。
第二十五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依法在境外投资，自有外汇资金不足的，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向省外汇管理机构申请购买外汇。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到境外投资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其办理相关手续，提供相关服务。对需要申请援外合资合作基金或者有关境外中长期贷款贴息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帮助其申报，并协助其办理出口退税、涉外保险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 个体工商户每两年办理一次验照。获得国家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省著名商标、省名牌产品称号的私营企业经原发证机关同意可以每两年办理一次年检。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办理年检或者验照的，经原发证机关批准可以延长半年。
第四章 服务与保障
第二十七条 政府有关部门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申请办理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毕。需要补充有关材料的，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交。对不符合条件不予办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的联合征信机构应当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信用信息纳入全省统一的征信体系，建立信用监督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通报国内外市场供需、政策法规和疫病疫情、检验检疫标准等动态，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信息服务。
第三十条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或者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符合当地产业特点的专业、集贸等市场，根据经营季节性时鲜商品的需要划定临时场地，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便利的生产经营场地。
除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禁止流动经营的区域外，个体工商户可以在适宜的区域内流动经营。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举办的各类展览会、洽谈会、博览会、交易会、产品技术推介会等经贸活动，应当告知有关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由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自主决定参加。
第三十二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专业技术人员申请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考试或者评审的，有关部门应当平等地予以办理。
第三十三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向所在地的科技主管部门申报科技成果评价的，科技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评价。
第三十四条 政府有关部门在办理出境审批或者其他行政许可、审核、鉴定等手续时，凡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出具意见即可受理或者办理的事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出具意见后亦应当予以受理或者办理。
第三十五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有利于吸引投资和人才的户籍迁入条件，并根据经营年限、经营业绩等情况对外来投资开办私营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实行优惠的落户政策。
第三十六条 对在本经济特区开办私营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教育机构应当为其子女就近入园或者入学提供帮助。
第三十七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或者依法取得所有权、使用权的房屋确需征收、征用、拆迁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予以妥善安置和相应补偿。未予妥善安置或者未足额支付补偿费的，不得征收、征用、拆迁。
因城市规划调整或者变更，政府有关部门撤回、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给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在2个月内给予相应补偿。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擅自设定收费项目或者审批收费标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发放省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卡或者公布收费目录，列明收费单位、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单位不得收取或者摊派收费项目以外的费用。
收费单位向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时，应当出示收费许可证，开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凭证，如实填写收费项目、收费金额、收费单位和收费人员姓名。未出具或者未如实填写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有权拒绝交费。
违反本条第一、二款规定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收取或者摊派费用，有关部门不予退还的，其所属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所收取或者摊派的款项退还私营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然后再向收取或者摊派费用的部门及人员追索。
第三十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需要进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加工、办公场所和仓库等非公共场所进行执法检查，或者需要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配合检查的，应当出具载明检查时间、内容和人员等的检查通知书和有效证件。未出具检查通知书和有效证件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有权拒绝检查。因紧急检查未能出具检查通知书的，有关部门应当于事后及时补送。
无特殊情况，政府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不得在一年内对同样内容或者同一项目进行重复检查。
第四十条 政府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检查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收受索要财物或者接受馈赠和招待。
政府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产品的抽查检验应当依法进行，并不得收取检验费用。经检验证明合格的产品，原价值不受影响的应当退还；不能恢复原有价值的，除法律规定可以无偿取样的以外，有关部门应当主动按产品原价值付款。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财产未经法定程序，不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没收。
第四十一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违法要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到其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检测检验机构进行设备设施、产品的检验，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购买其指定的设备、部件及其他商品或者接受有偿服务。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扣缴或者吊销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依法取得的营业执照或者许可证。
工商所实施吊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应当报所属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受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企业、经济组织的投诉，自接到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意见，或者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受移送后的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意见，未能作出处理意见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四十四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以依法成立或者自愿参加自律性组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加入自律性组织。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自律性组织依法制订章程和开展活动，做好对会员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服务工作，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协助有关机关调解处理涉及会员的投诉及纠纷，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自律性组织可以受会员委托，代办有关行政许可等事项和投诉。
第四十五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照章纳税，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确保安全生产，切实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责令限期办理，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故意拖延或者刁难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行政降级、撤职处分。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十条规定的，责令退还有关款项、财物，解除违法采取的强制措施；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行政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五十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本经济特区以外的省内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文进而通过对于两方意见的深入剖析，借助法律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人肉搜索问题的法律辩论背后的两种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的实质冲突：一方依据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来反对人肉搜索，另一方(本文称之为“中国网民文化”)则认为人肉搜索涉及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两种实质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肉搜索规制的根本困境。
人肉搜索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再到2008年的“天价头”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人肉搜索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人肉搜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报道。[1]随着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姜岩案的出现，人肉搜索标志性地成为了一个法律事件。[2]
人肉搜索既是对被搜索人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是对被搜索人行为的惩罚。当前中国的人肉搜索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涉及搜索官员以及公众人物，这一类型的案件以南京“九五至尊案”为代表。第二类事关社会道德问题，此类人肉搜索一般是网民对于侵犯其道德情感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搜索和谴责的行为。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挑战社会的特定群体的人肉搜索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虐猫事件侵犯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德情感。在虐猫事件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行为高度一致，紧追不舍。第二种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的主体类型：性道德和婚姻道德问题。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此类人肉搜索以上文提到的王菲姜岩案为最典型案例。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此类人肉搜索问题。
从王菲姜岩案开始，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王菲姜岩案中，法院用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来处理涉及婚外情的人肉搜索问题。此后，人肉搜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司法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规制人肉搜索。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3]深圳政府据悉也正在酝酿类似的规制法案。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的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4]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互联网的出现只不过增进了人们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这种增进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物，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讯。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体现。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带来了两个后果：一、“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博客发表、好友添加等等都被互联网给记下了。二、“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所用，无论是用于赚钱，还是用于整人。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Gmail邮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可供日后检索的信息记录。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参与式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人们的交往成本，因此大大增加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化和扩大化。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各种社交网站的出现可以使人很快地与各方人士建立朋友关系，了解他们的资料、喜好以及其他信息。各种聊天工具的出现使得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络。博客可以使认识你和不认识你的人了解你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怕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使得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并且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因此，所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很快变为虚拟网络中的信息;虚拟网络中的信息也可以很快产生现实社会网络中的效应[6]。人肉搜索的出现是“网络社会在经历从网上到网下之后向前跨出的另一个重要的一步，即把现实社会的小圈子带到网络中，社会关系由网下走到网上”。[7]
正是以上两点使得人们古老的街谈巷议变成了新潮的人肉搜索。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说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搜索引擎。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这与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如谷歌类似;它是新的，因为它的原理不是几何学算法，而是反映在虚拟网络中的社会大众通力合作的信息搜集和消息传播。信息网络改变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自从时间开始以来，对于人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住是例外。但此平衡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所转移。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8]一方面，人们的线上活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社会网络关系传递到互联网上。从技术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一个人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你现在没有被“人肉搜索”只是因为你不够出名、或没做错事、或网民还对你不够感兴趣。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对于街谈巷议的推波助澜在婚姻和性道德问题中最为明显。此类问题构成了目前中国人肉搜索的典型类型和规制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王菲姜岩事件”当中，有婚外情行为的丈夫王菲在其妻子跳楼之后受到了网民的人肉搜索：其个人身份、工作信息乃至家庭住址很快被公诸网络，甚至其父母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也被网友公开。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对于王菲的内查外调和公判大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
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引起了人们对于规制的广泛讨论。在目前的讨论当中，隐私权是规制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这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个人隐私权。虽然在中国具体法律上，隐私权并未具有法律文本上的明确性，但作为一般的法律理念，隐私权被接受下来成为一种规则。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也已经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体现为民法当中的安宁权概念：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私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私人空间。“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
中国法院在王菲姜岩案件中首次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则适用于人肉搜索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且法院将隐私权应用到了网络环境中：考虑到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法院认为网上信息披露行为在将个人信息传播到互联网上，使得信息超出特定人的范围而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即构成隐私权侵犯行为。
但即使根据隐私权的逻辑，人肉搜索的行为也不能一概禁止。将人肉搜索放人隐私权的框架中进行处理之后，对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体信息就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处理。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前者的例子有个人的裸照、身体缺陷以及个人情感生活史等等;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人肉搜索不能一概禁止。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信息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显然不能与纯粹个人的信息相提并论。
此外，还要区分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和侵权阶段。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0]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隐私权同样是一项积极权利。隐私权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个人的权利;隐私权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因此，隐私权问题总是与言论自由问题相联系。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人肉搜索问题很容易被看做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涉及婚外情以及性道德的案件当中，被搜索方一般诉诸隐私权这一法律理由，搜索方似乎只能诉诸法律无法容纳的道德主张和伦理义愤。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这一理据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人肉搜索”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客观上能够对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败坏的人和事及其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是适当合理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关系，就简单地将“人肉搜索”纳人网络暴力盲目叫停。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如果说隐私权注重的是人类生活“私”的一面，那么言论自由权注重的则是人类生活“公”一面。两者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冲突在另一种意义上乃是“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和社会舆论当中，“公”与“私”的界定在不同类型的人肉搜索中出现了一定既有的模式。
在针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搜索事件中，法律上的处理已经达成共识。其核心乃是如下命题：公仆没有隐私权;公仆没有私生活。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根据张千帆教授的分析，“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 Times v. 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12]与此相类似，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其隐私权也适当地予以克减。比如很多影视明星，他/她们的隐私是娱乐新闻的焦点，甚至是自身出名的重要噱头。对于他/她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法律主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但以上总结的“公”与“私”问题上的共识在涉及社会道德、特别是婚姻和性道德的问题时远远未能达成。在这类问题上，“私”与“公”的区分模糊不清。对于诉诸隐私权的一方而言，婚外情的相关信息确乎是“私”事：一个人的恋爱和性生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对于诉诸言论自由的一方而言，婚外情乃是一种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行为，乃是“公”事;至少这种行为侵犯了很多人基本的道德情感。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比照美国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区分等级和门类的区别保护，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当中将涉及婚外情的道德言论纳人一种特殊的保护体制当中去。[13]
总而言之，将人肉搜索问题纳人公法框架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平衡目前已经初具规则;涉及平民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目前的平衡性处理未见端倪。在后面一种问题上，人肉搜索仍然处于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微妙界定和具体平衡的泥潭中。
三、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