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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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纪委
文件
监察部驻国务院国资委监察局
国资纪发[2004]2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纪委（纪检组）、监察局（部、室）
现将《关于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企业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为便于加强联系，请你们指定一名具体工作人员，并将姓名、联系电话告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执法室。
执法监察室联系人：李正义、崔久衡。
联系电话：010-64471471，010-64471472。
传真电话：010-64471432。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56号。
邮 编：100011。
国务院国资委纪委
监察部驻国资委监察局
二ＯＯ四年三月八日
关于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产权
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意见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颁布实行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两个文件对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规范改制，促进企业国有产权有序流转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加强对《意见》和《办法》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职责，落实任务。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积极配合业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和《办法》的贯彻执行情况；着重查处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产权转让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完成上级机关及领导交办的有关监督检查工作；了解报告监督检查情况，总结交流工作经验。主要任务是：监督转让进场；检查操作程序；维护国家利益和职工合法权益；查处违规违纪行为；督促追究责任。
二、突出重点，严格检查。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围绕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中的重点问题加强监督检查。依据《意见》和《办法》的规定，抓住行为审批，资产、产权定价，进场交易等主要环节，对下列违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处理：
1、不按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
2、超越权限，擅自决定企业改制或转让企业国有产权；
3、弄虚作假，隐匿资产，提供虚假会计资料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4、营私舞弊，与买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资产、产权；
5、以权谋私，利用改制和产权转让之机，转移、侵占、侵吞国有资产、产权；
6、严重失职，违规操作，损害国家利益和侵害群众职工合法权益；
7、非法转移债权债务或者逃避债务清偿责任；
8、本企业的管理层滥用职权，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各个环节，“自卖自买”。
三、追究责任，标本兼治。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按照管理权限，认真调查处理违反《意见》和《办法》规定的行为。对违规操作的，要主动配合业务部门予以纠正；对违反党纪政纪的，要给予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要按有关法规，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对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要积极研究制定责任追究制度，加大监督力度。
要把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督与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强学习教育、推进制度创新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起来，形成加大源头治理工作的防范体系；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仅要认真处理，而且要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会商有关部门，研究提出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的对策和建议，使管资产、与管事、管人充分结合，促进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加强领导，搞好协调。中央企业要重视抓好《意见》和《办法》的贯彻执行，充分发挥企业纪检监察机构的组织协调作用和业务部门的职能作用，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的领导工作机制，将监督检查贯彻落实《意见》和《办法》的工作列入企业重要的议事日程，统一部署，统筹安排。
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协助企业党委和行政领导做好监督检查《意见》和《办法》贯彻执行情况的组织协调工作，与有关业务部门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研究问题、总结工作。
对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项目要加强联合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组织重点检查；有条件的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可以派人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的过程监督。
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定期向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报告检查情况。对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要随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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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乃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在特定条件下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则是这个原则的例外。本文试图通过评析中外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拒证权的规定，探寻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精神，为我国应否建立拒证权制度作出了独立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人拒证权 价值理念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审判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普遍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又赋予了特定身份的证人对作证义务的免责权，即证人在法定情形下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包括近亲属关系拒证权、职业秘密拒证权、公务秘密拒证权等等。反观我国刑事诉讼中则根本没有证人拒证权的影子，诉讼法学界对其探讨也较少。有人曾认为证人拒证权是“封建法律亲亲相隐原则的继续，并不符合现代诉讼法的精神”，[1]而对国外关于公务秘密，神职人员的职业秘密等可以享有拒证权的规定，则更被认为是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2]笔者认为这种带有偏见的认识态度本身就存在问题。
近两年来，逐渐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应当确定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议，[3]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深入探讨该制度背后深厚的社会根源和价值基础，没有从法理层面揭示该制度所蕴涵的法理理念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些建议未免因理性思考不足而缺乏论证说服力。其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构均非空穴来风，只有很好地把握其折射的价值理念以及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方能真正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
证人拒证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上亲属相“容隐”的传统。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但严格来说，这种规定还不是拒证权，因为法律不是在赋予特定人拒绝作证的特权，而是在设定不能作证（或告发）的义务。及至发展到近现代，西方刑事诉讼法律中已普遍规定了亲属或同居人之间享有拒绝作证特权（privilege），成为各具特色的拒证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证人的作证义务相携而行。我国古代的封建制法中，同样有“亲亲相容隐”的规定，而且从汉朝到清朝，容隐制的范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乃至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律中仍有这种规定。如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证之人。”这种制度的源远流长与儒家思想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宗法传统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理所应当地消失了。然而，人为地抛弃一项制度并不等于切断了制度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人拒证现象中就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亲情伦理的考虑，证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是否应该出庭证明我的家人有罪？法律同样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对所有拒绝作证的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制裁？还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分析一下法律与人情的冲突。
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家庭的和谐与安定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一旦这些关系遭到人为的破坏，则不仅危及家庭的存亡，还会积聚成社会动荡的隐患。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都不能公然挑战其存在的人情环境和基本社会关系；而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关系，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这种冲突构成了社会基础关系的矛盾状态，家庭和社会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得以维持总体稳定。法律虽然可以介入这种关系，但显然不能无止境地扩展其疆域，一旦它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或社区价值观念，则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的流于形式。因此，法律不能忽视社会的人情基础，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谓“觉悟”。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的秘密交流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关系还有何安全感？如果法律要求每一位父母都能“大义灭亲”，那么源于人类本能之爱是否会有朝一日丧失殆尽？
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亲属之爱乃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感情联系的基础，在亲属之爱与其他利益相冲突时，法律能强迫有感情的人置亲情于不顾吗？反思中西方古代对亲属相容隐的如此相似的规定，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其背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理念在支撑？法律是要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考虑还是为家庭纠纷的激化推波助澜？国外对证人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的设置正是表明了法律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向社会的基本人情（亲情）作出一点让步。“屈法以伸伦理”，只是法律对情理的有限妥协，并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是与现代诉讼精神不符的，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虽然源于古代亲亲相隐的传统，但法律早已赋予其合理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不应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排斥。
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保障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的古老格言到美国宪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再到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普遍的拒绝作不利于己证言的特权。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逐渐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在中西方诉讼发展史上，口供都曾经被作为“证据之王”而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特别是被告人的口供，更是获得定罪根据的绝好途径。但是人类司法文明发展到今天，刑讯逼供已经被世界各国法律所明文禁止，任何人不受自证其罪原则的确定与否，不仅体现了一国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价值冲突的选择态度，也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赋予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可能会丧失一部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重要证言，给侦查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导致有的犯罪人逃避惩罚；但从保障人权角度来说，则主要在于从制度上防止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行为，避免无罪的人受到定罪和判刑，所以它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不受到非法侵害，体现了诉讼的文明与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证人享有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甚至把它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则“应当如实回答”，这种义务使得它在诉讼过程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等于只能为控方追诉提供证据，这对辩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为了从被告人和证人那里获得口供和证言，侦查人员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因此可以说否定拒绝自证其罪权乃是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根源。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权保障不断发展的历史。法律从忽视个人的地位到重视人的权利和价值，是人类对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冲突作出的理性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已由过去的注重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犯罪控制观”曾经畸重的国度，确立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显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导向性的价值作用。
三
证人拒证权在西方诉讼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例如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的秘密交谈和通信，如果涉及诉讼要求作证，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特定职业的人员可以拒绝提供证言。
按照我们的简单理解，如果律师知道其委托人涉案的秘密情况，通过律师的证言获取该案证据可以说是一条捷径，那法律为何要舍近求远呢？美国证据法专家华尔兹教授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解释，他认为这种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4]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法律与职业道德的冲突，证人因职业秘密而享有免证权说明了西方法律以牺牲探求真实为代价而对职业道德和特定社会关系所作的让步。毕竟“还存在着比准确的司法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这些特定的交谈关系，“这个代价并不是特别大”。[5]强迫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应当就自己通过职业渠道所知的当事人的秘密在公开法庭上作证，那自然会出现更多的有罪判决，但当事人委诸他们的良好信任感不就顷刻间粉碎了吗？以后又会有谁会完全放心地向他们陈述自己的案情（病情）和个人秘密呢？那么这些职业的前景自然就岌岌可危了。而从当事人的角度说，职业秘密乃是牵涉其个人隐私的重大事项，如果检察官可以不顾当事人的强烈反对而随意把律师、医生或牧师置于证人席上并且要求他向法庭透露当事人的秘密，那么任何人的隐私都有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当事人生活也会充满不安全感。他与上述从业人员的交流就不可能再如此坦诚，而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6]。所以，为了保护一些十分重要又具有机密性质的职业关系，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不被随意泄露，各国都普遍规定了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只是在具体范围上略有不同而已。
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4条规定：“一切证据调查必须尊重职业秘密特权”。[7]而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对此却没有相应的规定，特别是律师不享有证言特免权。在实践中有的律师如果基于职业道德和执业利益不愿透露当事人的秘密，则很可能被检察机关认为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而成为当前不完善的证人制度的牺牲品。
四
与职业秘密这种私人信托关系相对的还有一种公务秘密关系。基于公务秘密而设的拒证权也日益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纳入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体系之中。如果公职人员所知晓的案件情况或掌管的资料属于公务秘密，泄露这一秘密会招致公共利益的损害，则该公职人员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
在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公务秘密不仅事关一个执政政府的安危，还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乃至国际局势的动荡变化，所以各国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秘密都是持非常慎重态度的。这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赋予特定的公职人员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而且这种拒证权一般来说是不能放弃的（除非政府有特别授权）。这里存在着一种利益冲突，即某一特定案件所涉的当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追求个案真实的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大局利益。显然，前者对后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于是牺牲前者较小的利益而保护后者较大的利益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如果要求公职人员提供的证据是与旨在推翻现政权等犯罪有关的事实、情报或文件，则是该拒证权的例外情况，因为此时利益的衡量呈现了相反的趋势，惩罚这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可能更有利于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全。所以从根本上说，关于公务秘密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
需要探讨的是，虽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不存争议，但有的学者以其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第15条）中有近似的规定，而认为我国已经承认了该项拒证权，[8]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行政法中的规定的外交人员的证言豁免权是适用于外国公民的，应当属于外交特权与领事权的组成部分，把它归入我国的证人拒证权未免太过牵强。另外，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第45条第2款、第152条第1款）来看，我国法律虽然为防止泄露国家秘密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不公开审理”），但并非通过证人拒证权的形式，其规定仍是不完备的。
五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无论是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的拒证权，还是基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公务秘密的拒证权，都是基于特定的价值目标，乃是利益权衡的结果。从总体上说，证人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考虑：
第一，证人拒证权是基于保护特定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法律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主要是为保证刑事诉法的顺利进行，完成惩罚犯罪的目的；而法律同时又对这种义务作了例外规定，乃是在权衡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考虑到婚姻家庭的稳定、律师制度的贯彻、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等。这些利益和社会关系可以说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事关特定家庭、特定行业的稳定，而且与整个社会关系的巩固息息相关。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拒证权的规定体现了“法律是有代价的实践”的理念，即要求我们进行一项法律实践，追求一个法律目标时，要进行适当的代价或成本的耗费的分析。[9]是失去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强令证人公开这些信息以求得案件的迅速处理，还是不公开这些信息以维护既存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法律对价值的选择过程说到底就是人类理性对利益的权衡过程，牺牲较小的、个别的利益乃是为了保全更重大的、基本的利益。
第二，证人拒证权是基于平衡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立法考虑。证人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统一是法理中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体现，法律显然不能只规定前者而忽视后者。我国既存的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回避对证人权利的规定。目前普遍的现象是证人出庭难，所以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用强制措施。然而在拒绝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能怪法院对作证义务执行不力，而确实是由于证人有难言之隐，如本文所说种种理由，对他们法律来说的规定未免太过苛刻。现行的证人制度根本不可能弥补证人被迫作证遭受的感情上、经济上和名誉上的损害，法律根本就无视他们拒绝作证的正当理由。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审视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失衡状态？面对这种日益被动的局面，赋予证人拒证权可以说是对证人权利保障的最重大的措施之一。
第三，证人拒证权还是基于对证人困境和证言真实的现实考虑。特定关系中的证人面对作证义务和对他人情感(或职业道德)的两难困境，很难会有什么两全之策，结果往往是：要么宁可违背作证义务拒不出庭，要么极不情愿地出庭，但不陈述实情。这结果都是会导致于己不利的惩罚，实际上对证人制度是非常有害的局面。因此，法律对证人“基于某种关系，致其证言义务与良心抵触，难期正确，乃免除其证言义务”[10]乃是最现实的考虑。法律如果强迫这种证人提供证言，那么基于上述困境，即使证人提供了证言，其真实性也是极不可靠的，甚至有可能误导侦查机关。与其如此，还不如赋予这些证人拒证权，解除他们在法律与良心上冲突的矛盾，未尝不是从另一角度对刑事诉讼证据中追求真实的一种促进。
文章来源：《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
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
海口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已由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1年9月28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0月8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的决定
（2011年9月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由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2011年9月1日海口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1年9月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2011年10月8日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公布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保护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和停放管理。
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者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
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其设计最高时速应当不超过20千米（公里），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40千克（公斤），制动性能、外形尺寸等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标准如有修改，应当符合新的标准。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保障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海口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质监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工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的监督管理。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废旧电池回收处置的监督管理。
市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的停放管理。
规划、交通、建设、价格、财政、园林绿化、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本市对电动自行车实行目录管理。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列入《海口市合格电动自行车销售登记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未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和上道路行驶。
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行驶证并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国家和本省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关于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
第六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和在道路上驾驶除合格电动自行车以外的电动或者电助动的二轮车辆（以下统称超标电动自行车），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实行临时通行许可，临时通行期限为2年，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计算。
对实行临时通行许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依照有关电动自行车的规定管理。国家、本省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教育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高级中等教育的学校、电动自行车销售商等，应当加强驾驶电动自行车知识和通行规则的宣传教育，提高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
第二章 生产、销售和登记管理
第八条 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应当加强本市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市场的监管，建立定期、不定期检查制度，及时查处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对违法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可向质监部门、工商部门举报或者投诉，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颁布后60日内，质监部门应当会同公安交通、工商、环保部门，将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编入《目录》，向社会公布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厂家、产品种类、品牌、型号等。《目录》如有修改，应当重新公布。
第十条 电动自行车经销商，需要在本市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应当向质监部门提出将产品列入《目录》的申请，并按照规定提交有关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证书、营业执照、产品图像、相关技术资料等文件。已在本市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应当在本办法颁布后1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质监部门应当对申请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产品进行核查。对设计最高时速、制动性能、整车重量、外形尺寸等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列入《目录》，并在1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
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经销商对《目录》有异议的，可以向质监部门提出。质监部门应当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在10个工作日内答复异议人。
第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应当建立进货、销售台账，并验明所销售电动自行车产品的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核查电动自行车的整车重量、设计最高时速、外形尺寸等参数，确保销售的电动自行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应当在销售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请购买已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的提示语，并向消费者免费提供《目录》查询。
本办法施行后，销售商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或者未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导致消费者购买的车辆不能登记上牌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或者更换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拆除或者改动电动自行车限速器、脚踏装置等影响车辆安全的部件；
（二）在电动自行车上安装音响、高音喇叭等产生噪音污染的部件；
（三）其他违法改装、拼装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第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商应当提供废旧电池更换、回收服务，按照规定建立台账，并将收集的废旧电池交由生产企业回收利用或者委托给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第十四条 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90日内；本办法施行后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车辆注册登记。申请注册登记，应当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车辆的来历凭证；
（三）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经核查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办理注册登记，发放号牌和行驶证。
第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90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临时通行许可，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登记，取得临时通行号牌和行驶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临时通行许可期限届满，临时号牌和临时行驶证，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注销。
鼓励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销售商，采用以旧换新、折价回购等方式回收超标电动自行车。
第十六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增设牌证办理点、简化办理程序等方式，为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借、挪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
第十八条 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灭失、丢失或者损坏的，车辆所有人应当持本人身份证明，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车辆申请换领或者补领。
第十九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改变车身颜色，更换车身、车架，或者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车辆所有人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交验车辆，申请变更登记：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车辆的行驶证或者临时通行证；
（三）属于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还应当出具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提供的有关证明。
第二十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车辆所有人应当在车辆交付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交验车辆，申请转移登记：
（一）原车辆所有人和现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原车辆的号牌、行驶证或者临时通行标志、临时通行证；
（三）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有关证明、凭证。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换领或者补领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的申请，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对换领、补领号牌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二十二条 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取得临时通行许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所有人应当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一）车辆灭失或者由于损坏不再使用的；
（二）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三）其他应当注销登记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办理登记的，免收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和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行驶证的式样，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并监制。国家和本省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通行保障与通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非机动车道路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在新建、扩建、改建城市道路时，应当划设非机动车道;已建成的城市道路未划设非机动车道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科学划设。
建设人行天桥、地下人行过道，应当划设方便电动自行车推行通过的设施、过道。已建成的人行天桥应当逐步增加方便电动自行车推行通过的设施、过道。
划设非机动车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满足非机动车的通行要求。
第二十五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右侧边缘，划设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引导线的式样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划设非机动车道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场和停车泊位。
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其经营、使用的场地建设非机动车停车场和停车泊位，为非机动车停放提供无偿服务，或者按照经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提供有偿服务。
第二十七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和停车泊位的绿化工作，为非机动车骑行、停放提供舒适环境。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非机动车道上划设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因特殊情况需要划设的，应当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需要临时占用非机动车道进行施工的，应当报市政市容管理部门征得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后批准，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畅通。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不得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停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限制或者禁止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在一定区域内通行。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电动自行车采取限制或者禁止通行措施，应当采取召开听证会或者论证会等方式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后决定。但临时限制或者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的情形除外。
第三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在道路右侧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内行驶。非机动车道、引导线内路面被占用的，可以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并应当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引导线内。
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
第三十二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指示，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
第三十三条 在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路段，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下车推行横过机动车道。
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过人行横道时，在非机动车道上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服从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在人行横道路口外停车让行。
第三十四条 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人应当年满16周岁；
（二）驾驶人应当随车携带行驶证；
（三）不得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号牌；
（四）在非机动车道上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在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内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
（五）不得饮酒后驾驶；
（六）搭载人数不得超过一人；
（七）载物高度从地面算起不得超过1.5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15厘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30厘米；
（八）其他非机动车通行管理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
第三十六条 电动自行车和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指定地点有序停放，不得阻挡盲道和影响行人、车辆通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罚；本办法未作处罚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海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本办法规定的处罚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本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责令行为人改正。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未取得行驶证和号牌上道路行驶的，处40元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由质监、工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没收车辆和违法所得，处销售车辆（包括己售出的和未售出的车辆）货值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
质监、工商部门查处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可以依法查封、扣押车辆。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驾驶本办法施行后购买或者临时通行许可期限届满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处1000元罚款；
（二）驾驶本办法施行前购买未取得临时通行许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电动自行车销售商未建立进货、销售台账的，由工商部门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部门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二条 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销售商、维修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质监、工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收缴其违法装置。
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处200元罚款，并收缴其违法装置。
第四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处置废旧电池的，由环保部门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按照要求处置的，由环保部门依法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销售商承担。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伪造、变造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的，处200元罚款；伪造、变造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通行号牌和行驶证的，处500元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转借、挪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的，处100元罚款；转借、挪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通行号牌和行驶证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在限制或者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在划设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或者在未划设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超出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行驶的，处20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未划设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超出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行驶的，处20元罚款。
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或者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不服从交通信号灯和交通警察指挥的，或者违反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指示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八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四）、（七）项规定的，处20元罚款；违反第（二）、（三）、（五）、（六）项的，处40元罚款。
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三）、（四）、（五）、（六）项规定的，处100元罚款；违反第（二）、（七）项规定的，处50元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未按照规定地点停放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处罚：
（一）对电动自行车处20元罚款；
（二）对超标电动自行车处4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公安交通、质监、工商、环保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电动自行车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监察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目录》的；
（二）未按照规定制定相关文件的；
（三）未按照规定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市场进行检查的；
（四）对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办理号牌、行驶证的；
（五）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结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申领、换领、补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等工作的；
（六）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投诉不予处理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
第五十二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查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扣押车辆，并当场出具凭证，告知违法行为人在规定期限内到有关部门接受处理：
（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未悬挂号牌的；
（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三）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从事营业性旅客运输的；
（四）超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被处以罚款处罚的。
违法行为人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后，扣押车辆的部门应当立即退还车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被扣押的车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60日、90日、2年包括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内。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来历凭证是指法院判决、仲裁裁决以及车辆销售、典当、拍卖、馈赠、奖励（包括抽奖）等证明材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乃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在特定条件下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则是这个原则的例外。本文试图通过评析中外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拒证权的规定，探寻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精神，为我国应否建立拒证权制度作出了独立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人拒证权 价值理念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审判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普遍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又赋予了特定身份的证人对作证义务的免责权，即证人在法定情形下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包括近亲属关系拒证权、职业秘密拒证权、公务秘密拒证权等等。反观我国刑事诉讼中则根本没有证人拒证权的影子，诉讼法学界对其探讨也较少。有人曾认为证人拒证权是“封建法律亲亲相隐原则的继续，并不符合现代诉讼法的精神”，[1]而对国外关于公务秘密，神职人员的职业秘密等可以享有拒证权的规定，则更被认为是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2]笔者认为这种带有偏见的认识态度本身就存在问题。
近两年来，逐渐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应当确定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议，[3]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深入探讨该制度背后深厚的社会根源和价值基础，没有从法理层面揭示该制度所蕴涵的法理理念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些建议未免因理性思考不足而缺乏论证说服力。其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构均非空穴来风，只有很好地把握其折射的价值理念以及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方能真正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
证人拒证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上亲属相“容隐”的传统。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但严格来说，这种规定还不是拒证权，因为法律不是在赋予特定人拒绝作证的特权，而是在设定不能作证（或告发）的义务。及至发展到近现代，西方刑事诉讼法律中已普遍规定了亲属或同居人之间享有拒绝作证特权（privilege），成为各具特色的拒证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证人的作证义务相携而行。我国古代的封建制法中，同样有“亲亲相容隐”的规定，而且从汉朝到清朝，容隐制的范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乃至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律中仍有这种规定。如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证之人。”这种制度的源远流长与儒家思想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宗法传统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理所应当地消失了。然而，人为地抛弃一项制度并不等于切断了制度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人拒证现象中就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亲情伦理的考虑，证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是否应该出庭证明我的家人有罪？法律同样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对所有拒绝作证的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制裁？还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分析一下法律与人情的冲突。
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家庭的和谐与安定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一旦这些关系遭到人为的破坏，则不仅危及家庭的存亡，还会积聚成社会动荡的隐患。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都不能公然挑战其存在的人情环境和基本社会关系；而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关系，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这种冲突构成了社会基础关系的矛盾状态，家庭和社会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得以维持总体稳定。法律虽然可以介入这种关系，但显然不能无止境地扩展其疆域，一旦它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或社区价值观念，则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的流于形式。因此，法律不能忽视社会的人情基础，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谓“觉悟”。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的秘密交流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关系还有何安全感？如果法律要求每一位父母都能“大义灭亲”，那么源于人类本能之爱是否会有朝一日丧失殆尽？
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亲属之爱乃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感情联系的基础，在亲属之爱与其他利益相冲突时，法律能强迫有感情的人置亲情于不顾吗？反思中西方古代对亲属相容隐的如此相似的规定，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其背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理念在支撑？法律是要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考虑还是为家庭纠纷的激化推波助澜？国外对证人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的设置正是表明了法律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向社会的基本人情（亲情）作出一点让步。“屈法以伸伦理”，只是法律对情理的有限妥协，并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是与现代诉讼精神不符的，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虽然源于古代亲亲相隐的传统，但法律早已赋予其合理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不应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排斥。
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保障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的古老格言到美国宪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再到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普遍的拒绝作不利于己证言的特权。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逐渐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在中西方诉讼发展史上，口供都曾经被作为“证据之王”而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特别是被告人的口供，更是获得定罪根据的绝好途径。但是人类司法文明发展到今天，刑讯逼供已经被世界各国法律所明文禁止，任何人不受自证其罪原则的确定与否，不仅体现了一国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价值冲突的选择态度，也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赋予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可能会丧失一部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重要证言，给侦查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导致有的犯罪人逃避惩罚；但从保障人权角度来说，则主要在于从制度上防止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行为，避免无罪的人受到定罪和判刑，所以它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不受到非法侵害，体现了诉讼的文明与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证人享有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甚至把它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则“应当如实回答”，这种义务使得它在诉讼过程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等于只能为控方追诉提供证据，这对辩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为了从被告人和证人那里获得口供和证言，侦查人员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因此可以说否定拒绝自证其罪权乃是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根源。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权保障不断发展的历史。法律从忽视个人的地位到重视人的权利和价值，是人类对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冲突作出的理性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已由过去的注重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犯罪控制观”曾经畸重的国度，确立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显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导向性的价值作用。
三
证人拒证权在西方诉讼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例如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的秘密交谈和通信，如果涉及诉讼要求作证，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特定职业的人员可以拒绝提供证言。
按照我们的简单理解，如果律师知道其委托人涉案的秘密情况，通过律师的证言获取该案证据可以说是一条捷径，那法律为何要舍近求远呢？美国证据法专家华尔兹教授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解释，他认为这种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4]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法律与职业道德的冲突，证人因职业秘密而享有免证权说明了西方法律以牺牲探求真实为代价而对职业道德和特定社会关系所作的让步。毕竟“还存在着比准确的司法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这些特定的交谈关系，“这个代价并不是特别大”。[5]强迫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应当就自己通过职业渠道所知的当事人的秘密在公开法庭上作证，那自然会出现更多的有罪判决，但当事人委诸他们的良好信任感不就顷刻间粉碎了吗？以后又会有谁会完全放心地向他们陈述自己的案情（病情）和个人秘密呢？那么这些职业的前景自然就岌岌可危了。而从当事人的角度说，职业秘密乃是牵涉其个人隐私的重大事项，如果检察官可以不顾当事人的强烈反对而随意把律师、医生或牧师置于证人席上并且要求他向法庭透露当事人的秘密，那么任何人的隐私都有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当事人生活也会充满不安全感。他与上述从业人员的交流就不可能再如此坦诚，而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6]。所以，为了保护一些十分重要又具有机密性质的职业关系，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不被随意泄露，各国都普遍规定了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只是在具体范围上略有不同而已。
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4条规定：“一切证据调查必须尊重职业秘密特权”。[7]而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对此却没有相应的规定，特别是律师不享有证言特免权。在实践中有的律师如果基于职业道德和执业利益不愿透露当事人的秘密，则很可能被检察机关认为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而成为当前不完善的证人制度的牺牲品。
四
与职业秘密这种私人信托关系相对的还有一种公务秘密关系。基于公务秘密而设的拒证权也日益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纳入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体系之中。如果公职人员所知晓的案件情况或掌管的资料属于公务秘密，泄露这一秘密会招致公共利益的损害，则该公职人员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
在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公务秘密不仅事关一个执政政府的安危，还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乃至国际局势的动荡变化，所以各国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秘密都是持非常慎重态度的。这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赋予特定的公职人员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而且这种拒证权一般来说是不能放弃的（除非政府有特别授权）。这里存在着一种利益冲突，即某一特定案件所涉的当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追求个案真实的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大局利益。显然，前者对后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于是牺牲前者较小的利益而保护后者较大的利益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如果要求公职人员提供的证据是与旨在推翻现政权等犯罪有关的事实、情报或文件，则是该拒证权的例外情况，因为此时利益的衡量呈现了相反的趋势，惩罚这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可能更有利于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全。所以从根本上说，关于公务秘密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
需要探讨的是，虽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不存争议，但有的学者以其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第15条）中有近似的规定，而认为我国已经承认了该项拒证权，[8]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行政法中的规定的外交人员的证言豁免权是适用于外国公民的，应当属于外交特权与领事权的组成部分，把它归入我国的证人拒证权未免太过牵强。另外，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第45条第2款、第152条第1款）来看，我国法律虽然为防止泄露国家秘密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不公开审理”），但并非通过证人拒证权的形式，其规定仍是不完备的。
五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无论是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的拒证权，还是基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公务秘密的拒证权，都是基于特定的价值目标，乃是利益权衡的结果。从总体上说，证人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考虑：
第一，证人拒证权是基于保护特定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法律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主要是为保证刑事诉法的顺利进行，完成惩罚犯罪的目的；而法律同时又对这种义务作了例外规定，乃是在权衡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考虑到婚姻家庭的稳定、律师制度的贯彻、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等。这些利益和社会关系可以说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事关特定家庭、特定行业的稳定，而且与整个社会关系的巩固息息相关。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拒证权的规定体现了“法律是有代价的实践”的理念，即要求我们进行一项法律实践，追求一个法律目标时，要进行适当的代价或成本的耗费的分析。[9]是失去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强令证人公开这些信息以求得案件的迅速处理，还是不公开这些信息以维护既存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法律对价值的选择过程说到底就是人类理性对利益的权衡过程，牺牲较小的、个别的利益乃是为了保全更重大的、基本的利益。
第二，证人拒证权是基于平衡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立法考虑。证人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统一是法理中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体现，法律显然不能只规定前者而忽视后者。我国既存的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回避对证人权利的规定。目前普遍的现象是证人出庭难，所以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用强制措施。然而在拒绝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能怪法院对作证义务执行不力，而确实是由于证人有难言之隐，如本文所说种种理由，对他们法律来说的规定未免太过苛刻。现行的证人制度根本不可能弥补证人被迫作证遭受的感情上、经济上和名誉上的损害，法律根本就无视他们拒绝作证的正当理由。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审视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失衡状态？面对这种日益被动的局面，赋予证人拒证权可以说是对证人权利保障的最重大的措施之一。
第三，证人拒证权还是基于对证人困境和证言真实的现实考虑。特定关系中的证人面对作证义务和对他人情感(或职业道德)的两难困境，很难会有什么两全之策，结果往往是：要么宁可违背作证义务拒不出庭，要么极不情愿地出庭，但不陈述实情。这结果都是会导致于己不利的惩罚，实际上对证人制度是非常有害的局面。因此，法律对证人“基于某种关系，致其证言义务与良心抵触，难期正确，乃免除其证言义务”[10]乃是最现实的考虑。法律如果强迫这种证人提供证言，那么基于上述困境，即使证人提供了证言，其真实性也是极不可靠的，甚至有可能误导侦查机关。与其如此，还不如赋予这些证人拒证权，解除他们在法律与良心上冲突的矛盾，未尝不是从另一角度对刑事诉讼证据中追求真实的一种促进。
文章来源：《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
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
海口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已由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1年9月28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0月8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的决定
（2011年9月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由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2011年9月1日海口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1年9月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2011年10月8日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公布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保护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和停放管理。
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者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
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其设计最高时速应当不超过20千米（公里），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40千克（公斤），制动性能、外形尺寸等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标准如有修改，应当符合新的标准。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保障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海口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质监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工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的监督管理。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废旧电池回收处置的监督管理。
市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的停放管理。
规划、交通、建设、价格、财政、园林绿化、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本市对电动自行车实行目录管理。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列入《海口市合格电动自行车销售登记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未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和上道路行驶。
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行驶证并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国家和本省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关于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
第六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和在道路上驾驶除合格电动自行车以外的电动或者电助动的二轮车辆（以下统称超标电动自行车），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实行临时通行许可，临时通行期限为2年，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计算。
对实行临时通行许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依照有关电动自行车的规定管理。国家、本省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教育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高级中等教育的学校、电动自行车销售商等，应当加强驾驶电动自行车知识和通行规则的宣传教育，提高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
第二章 生产、销售和登记管理
第八条 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应当加强本市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市场的监管，建立定期、不定期检查制度，及时查处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对违法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可向质监部门、工商部门举报或者投诉，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颁布后60日内，质监部门应当会同公安交通、工商、环保部门，将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编入《目录》，向社会公布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厂家、产品种类、品牌、型号等。《目录》如有修改，应当重新公布。
第十条 电动自行车经销商，需要在本市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应当向质监部门提出将产品列入《目录》的申请，并按照规定提交有关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证书、营业执照、产品图像、相关技术资料等文件。已在本市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应当在本办法颁布后1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质监部门应当对申请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产品进行核查。对设计最高时速、制动性能、整车重量、外形尺寸等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列入《目录》，并在1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
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经销商对《目录》有异议的，可以向质监部门提出。质监部门应当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在10个工作日内答复异议人。
第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应当建立进货、销售台账，并验明所销售电动自行车产品的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核查电动自行车的整车重量、设计最高时速、外形尺寸等参数，确保销售的电动自行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应当在销售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请购买已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的提示语，并向消费者免费提供《目录》查询。
本办法施行后，销售商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或者未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导致消费者购买的车辆不能登记上牌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或者更换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拆除或者改动电动自行车限速器、脚踏装置等影响车辆安全的部件；
（二）在电动自行车上安装音响、高音喇叭等产生噪音污染的部件；
（三）其他违法改装、拼装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第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商应当提供废旧电池更换、回收服务，按照规定建立台账，并将收集的废旧电池交由生产企业回收利用或者委托给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第十四条 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90日内；本办法施行后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车辆注册登记。申请注册登记，应当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车辆的来历凭证；
（三）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经核查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办理注册登记，发放号牌和行驶证。
第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90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临时通行许可，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登记，取得临时通行号牌和行驶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临时通行许可期限届满，临时号牌和临时行驶证，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注销。
鼓励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销售商，采用以旧换新、折价回购等方式回收超标电动自行车。
第十六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增设牌证办理点、简化办理程序等方式，为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借、挪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
第十八条 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灭失、丢失或者损坏的，车辆所有人应当持本人身份证明，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车辆申请换领或者补领。
第十九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改变车身颜色，更换车身、车架，或者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车辆所有人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交验车辆，申请变更登记：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车辆的行驶证或者临时通行证；
（三）属于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还应当出具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提供的有关证明。
第二十条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车辆所有人应当在车辆交付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交验车辆，申请转移登记：
（一）原车辆所有人和现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原车辆的号牌、行驶证或者临时通行标志、临时通行证；
（三）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有关证明、凭证。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换领或者补领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的申请，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对换领、补领号牌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二十二条 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取得临时通行许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所有人应当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一）车辆灭失或者由于损坏不再使用的；
（二）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三）其他应当注销登记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办理登记的，免收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和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行驶证的式样，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并监制。国家和本省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通行保障与通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非机动车道路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在新建、扩建、改建城市道路时，应当划设非机动车道;已建成的城市道路未划设非机动车道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科学划设。
建设人行天桥、地下人行过道，应当划设方便电动自行车推行通过的设施、过道。已建成的人行天桥应当逐步增加方便电动自行车推行通过的设施、过道。
划设非机动车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满足非机动车的通行要求。
第二十五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右侧边缘，划设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引导线的式样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划设非机动车道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场和停车泊位。
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其经营、使用的场地建设非机动车停车场和停车泊位，为非机动车停放提供无偿服务，或者按照经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提供有偿服务。
第二十七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和停车泊位的绿化工作，为非机动车骑行、停放提供舒适环境。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非机动车道上划设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因特殊情况需要划设的，应当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需要临时占用非机动车道进行施工的，应当报市政市容管理部门征得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后批准，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畅通。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不得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停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限制或者禁止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在一定区域内通行。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电动自行车采取限制或者禁止通行措施，应当采取召开听证会或者论证会等方式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后决定。但临时限制或者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的情形除外。
第三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在道路右侧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内行驶。非机动车道、引导线内路面被占用的，可以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并应当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引导线内。
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
第三十二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指示，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
第三十三条 在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路段，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下车推行横过机动车道。
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过人行横道时，在非机动车道上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服从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在人行横道路口外停车让行。
第三十四条 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人应当年满16周岁；
（二）驾驶人应当随车携带行驶证；
（三）不得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号牌；
（四）在非机动车道上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在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内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
（五）不得饮酒后驾驶；
（六）搭载人数不得超过一人；
（七）载物高度从地面算起不得超过1.5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15厘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30厘米；
（八）其他非机动车通行管理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
第三十六条 电动自行车和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指定地点有序停放，不得阻挡盲道和影响行人、车辆通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罚；本办法未作处罚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海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本办法规定的处罚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本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责令行为人改正。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未取得行驶证和号牌上道路行驶的，处40元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由质监、工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没收车辆和违法所得，处销售车辆（包括己售出的和未售出的车辆）货值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
质监、工商部门查处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可以依法查封、扣押车辆。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驾驶本办法施行后购买或者临时通行许可期限届满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处1000元罚款；
（二）驾驶本办法施行前购买未取得临时通行许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电动自行车销售商未建立进货、销售台账的，由工商部门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部门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二条 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销售商、维修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质监、工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收缴其违法装置。
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处200元罚款，并收缴其违法装置。
第四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处置废旧电池的，由环保部门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按照要求处置的，由环保部门依法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销售商承担。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伪造、变造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的，处200元罚款；伪造、变造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通行号牌和行驶证的，处500元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转借、挪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的，处100元罚款；转借、挪用、涂改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通行号牌和行驶证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在限制或者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在划设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或者在未划设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超出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行驶的，处20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未划设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超出非机动车行驶范围引导线行驶的，处20元罚款。
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或者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不服从交通信号灯和交通警察指挥的，或者违反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指示的，处200元罚款。
第四十八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四）、（七）项规定的，处20元罚款；违反第（二）、（三）、（五）、（六）项的，处40元罚款。
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三）、（四）、（五）、（六）项规定的，处100元罚款；违反第（二）、（七）项规定的，处50元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进行营业性旅客运输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未按照规定地点停放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处罚：
（一）对电动自行车处20元罚款；
（二）对超标电动自行车处4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公安交通、质监、工商、环保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电动自行车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监察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目录》的；
（二）未按照规定制定相关文件的；
（三）未按照规定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市场进行检查的；
（四）对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办理号牌、行驶证的；
（五）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结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申领、换领、补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等工作的；
（六）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投诉不予处理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
第五十二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查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扣押车辆，并当场出具凭证，告知违法行为人在规定期限内到有关部门接受处理：
（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未悬挂号牌的；
（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三）使用电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自行车从事营业性旅客运输的；
（四）超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被处以罚款处罚的。
违法行为人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后，扣押车辆的部门应当立即退还车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被扣押的车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60日、90日、2年包括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内。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来历凭证是指法院判决、仲裁裁决以及车辆销售、典当、拍卖、馈赠、奖励（包括抽奖）等证明材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