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上一篇: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增设一天交易品种的公告
下一篇: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

铁道部


关于铁路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铁道部

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教育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全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都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铁路教育经过拨乱反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两次召开的全路教育工作会议，基本符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为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铁路教育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铁路教育必须为铁路现代化建设服务，铁路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铁路教育。
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因此，全路各级领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把本单位的运输生产和各项工作搞上去，就必须认真抓好教育。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战略远见、不成熟的领导者，领导不了现
代化建设。各级领导一定要象抓运输生产那样抓好教育工作。
一、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认真办好铁路中小学
铁路中小学属于部门办学，是补地方办学之不足。按照中央“把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以及“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办学”的原则，铁路各单位要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对铁路中小学的领导，在教学、师资来源和培训、教学设备供应等方面，要向地方政府请示汇报，
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铁道部从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指导铁路中小学工作，主要抓好部门办学的经验交流，改善边远地区办学条件，帮助培训师资。
各单位对所属铁路中小学，要加强管理，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每年要为铁路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做几件实事。教职工奖金不应低于本企业职工奖金的平均水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对教师的优惠待遇，当地铁路单位均可参照执行；每年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住宅（今年拿出竣
工住宅面积的百分之五）分配给教师，对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以上的，要优先照顾。
铁路中小学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要求在一九九○年前，有五分之一以上达到当地先进水平。
二、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铁路职业技术教育是当前铁路教育的薄弱环节，要积极发展铁路中专、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一九九○年，铁路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的招生数，要超过铁路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以尽快适应铁路对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急需。
要充分挖掘中专潜力，调整专业结构，加速设施配套，尽快增加招生数。要扩大中专学校及其主管单位的办学自主权。少数面向全路服务的学校，由部下达招生计划，提供相应的教育经费、基建投资及劳动指标。其余学校，由铁道部提供事业经费，并根据需要适当补助基建投资。铁路
中专是处级单位，学校的党政关系不得下放到分局或处级机构代管。
要大力兴办技工学校，大量培养中级技术工人。近几年内要有计划地增设技工学校，争取逐步做到每个工种局和铁路分局都有一所技工学校。技工学校均归部属各单位管理。除技工学校的设置与撤销由部审批外，学校的规模、工种，均由部属各单位自行确定。招生计划按劳动人事部的
规定，报铁道部汇总平衡。
要积极扶持和发展职业高中，继续将一部分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增办职业高中班。职业高中的专业、工程和人数，要在地方政府领导下，根据社会和铁路的需要来确定，以面向社会为主。铁路需要的专业、工种，应由铁路有关部门与学校签订合同。铁路招工招干时，要优先录用职业高
中毕业生。
要尽快实现“变招工为招生”的要求，继续执行“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铁路主要技术工种的工人，都要取得合格证才能上岗。
三、扩大高校自主权，改革招生计划与分配制度
铁路高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任务，必须切实办好。
要认真实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加强高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铁路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铁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改革铁路高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从明年起，在国家招生计划数中拿出一定比例，向边远地区和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岗位实行定向招生和定向分配，以保证这些单位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在完成国家计划招生任务，保证教学质量和不增加定员、经费的条件下，鼓励学校挖潜
接受路内外单位委托代培和招收自费生。铁路高校在取得地方政府的同意下，可以从教育质量较高的铁路中学和其他中学选拔优秀毕业生作为一部分新生来源。根据国家规定，凡是需要颁发本、专科学历证书者，都必须纳入正式招生计划，都必须经过统考录取入学。铁路高校和用人单位需
加强联系，逐步建立比较长期稳定的培养人才的协议。
要进一步改变铁路高校专业设置和层次比例不合理的状况。铁路高校的专业设置要针对铁路的需要，不搞小而全。各校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特色。增设新专业，应当在办好已有专业的前提下，根据需要与可能，经过科学论证，有计划地进行。要增大专科比重，全日制铁路高校要逐
步达到招生数的三分之一。西南交大、北方交大要争取成立研究生院。
各校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挖掘潜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上，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为铁路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级专门人才。各校要按照规定的近期规模，在一九九○年前，抓紧完成基建任务，尽快形成能力。衡量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不是经济收益
的多少。依据这个标准，从明年开始，组织专家对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检查、考核、评估，对成绩显著的学校给予奖励；对办学效益差、质量低的学校要严肃批评，必要时进行整顿以至停办。
四、推行职务培训制度，进一步开展铁路职工教育
铁路职工教育工作，实行部、局、分局（处）、站段（队）四级负责制。铁道部主要抓局级和部分处级干部的培训，以及相当工程师以上科技干部的继续教育。各铁路局、工业总局、基建总局、工程指挥部、物资管理局、通号公司负责处、科级干部和相当助理工程师、技术员的科技干
部以及中级技术工人的培训，并归口领导所属职工大学、职工中专和职工学校。
当前，各单位要摸清干部队伍和技术工人队伍的状况，制定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修订以职务培训为主的培训规划，加快培训基地的配套建设，今后要尽快做到各级干部和主要工种的技术工人，都必须先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才能担任相应的职务。
五、各级党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教育的领导
铁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中央对教育的重要指示，提高对教育的认识，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彻底纠正那种轻视教育、轻视人才、轻视知识的思想，要把教育真正当成一个战略问题持之以恒地抓好。部属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中要有专人主管教育工作，制定加强领导的措施，
确定本单位的人才合理结构，制定教育规划。各单位要定期研究教育工作，关心教师的工作和生活，选拔优秀干部担任学校领导。在考核企业和干部时，要把是否重视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各单位每年要向部党组提出教育工作报告。
按照中央的要求，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保证按学生人数分摊的教育经费逐年增长，要保证教育的基建投资（包括更新改造资金）逐年增长。铁道部每年在税后留利集中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教育基金。全路各单位都要从本单位的留利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发展教育。教育部门要坚持勤
俭办学的方针，精打细算，节约投资，提高办学效益；坚决制止图虚名，讲排场，不求实效的不良倾向。
要大力抓好师资队伍的建设，切实制定师资培训规划。现有铁路中小学教师中，约有一万名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要争取在五年内轮训一次，取得教学合格证。铁路高校、中专应按就近地区分工，主动担负起培训铁路中小学师资的义务。现有铁路局办的教师进修学校和师范学校要加快建
设，努力办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主要培养文科、数学、生物专业的学生。各单位要选调一批有理论、有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大中专毕业生及自学成才者到职业高中任教。铁路高校要承担培训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任务，同时有计划地培养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作为高校师资的来源。高
校教师队伍结构要合理化，形成梯队，保证后继有人。
铁路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先选择一些学校试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学校党组织要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支持校长履行职权。学校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注意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教
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破除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充分注意能力地培养；要积极地、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现代化；要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提倡探索和创新。要加强教育理论研究，总结办学经验，遵循教育规律办学。
铁路各级各类学校要针对新时期青少年学生的思想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政治课教学，加强法制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铁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学校的负责同志一定要紧紧把握这个正确方向。从事铁路教育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要努力学习和通晓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教育规律，不断更新知识，认真总结新的经验，提高
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水平，努力把工作做好。



1985年9月3日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

韩荣和


提要：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公众人物、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法律纠纷问题已经突显出来。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探讨，从理论上讲，即是探求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本文从分析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背景入手，结合笔者对该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阐释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以及公众人物名誉权的特征，并引入名誉权与隐私权的关系探析，从而得出该问题的实质所在。文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与制度设计建议。在文章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几项原则，以供立法与司法实践参考。
关键词：公众人物 名誉权 隐私权 权利平衡

一、提出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背景
在我国，开展舆论监督工作一直比较艰难，舆论监督的成本也一直比较高昂。据统计，我国新闻诉讼中媒体和记者的败诉率高达80%，而美国只有8%。2002年12月28日，范志毅诉上海《东方体育日报》侵犯名誉权一案尘埃落定。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范志毅败诉。自1985年以来，此类官司国内曾有十几起，无一例外均以媒体败诉告终。因此，此案的判决更彰显其时代的意义。据证实，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次提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利于愈加凸显的公众人物、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矛盾的缓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众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和新闻业监督职能的发挥。
国外的司法实践于60年代便开始关注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如美国新闻法治进程中的典型案例——“沙利文V《纽约时报》”案。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该案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公共官员除了必须证明新闻失实外，还要证明媒体含有实际上的恶意，即实际恶意原则的确立。接着在1971年“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批评公众官员以外的公众人物。[1]
通过对比，在我国研究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司法实践的要求是理论探讨的源动力。
二、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一）公众人物概念的解析
公众人物亦称公共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为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性。
从理论上公众人物可以有多种分类：以行为人主观意愿为标准，可区分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自愿性公众人物是指在主观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并在客观上成为公众人物的人。[2]例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高级官员等人物，在主观上具有希望或放任自己被一般社会公众所熟知，在客观上已经为公众熟知，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所谓非自愿性公众人物，是指往往没有追求或放任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结果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具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而成为公众熟知的与这件事件有联系或牵连的人。非自愿公众人物还可以具体划分为附属性公众人物、偶然性公众人物和转化性公众人物。[3]该种分类的意义在于，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的区别对待提供依据。这种区分也已成为法制健全国家处理名誉权、隐私权与新闻舆论监督权、公众知情权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另外，还可以把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这是从公法的角度，以对公共官员的特殊要求为标准而做的划分。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把公众人物分为完全的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从而从时间属性上判别公众人物。
（二）名誉权与隐私权关系探究——隐私权的独立性
以上的论述，有时把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内容，这直接受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影响。我国的立法并未确立隐私权制度，只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一项内容。然而从学理上分析，名誉权与隐私权却是相互独立的人格权。它们的区别主要如下：
第一，客体不同。隐私作为隐私权的客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秘密信息，具有真实性，其包含了个人的财产、住宅、社会关系等秘密，这些均与名誉权无关。名誉权则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评价。由此决定了隐私权与名誉权不能相互吸收，只能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第二，主体不同。隐私是一种精神利益，[4]法律保护隐私旨在使人心情舒畅，使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维护人格的尊严。因此法人不能享有隐私权，法人不是隐私权的主体，但法人有名誉权。第三，性质不同。名誉权是权利主体根据社会评价所享有的权利，而隐私权是针对个人事务的。隐私权人享有对自己的个人隐私享有利用和处分的权利，而名誉权是根据客观社会对当事人的评价，此项权利不能由当事人抛弃。第四，侵权方式不同。侵害他人名誉权，一般是通过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伪事实而影响第三人及社会公众对受害人名誉的评价。而侵害他人隐私权则不以向第三人传播为要件，也不论所传播消息是否有利于受害人。第五，侵权的法律后果不同。侵犯名誉权后侵权人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但由于隐私是真实的秘密信息，一旦被披露出去，就为众人所知，其影响就不可避免的形成，此时该信息就不能称其为隐私，故不能适用消除影响的责任形式。第六，免责条件不同。被告可以证明自己所谓的事实具有真实性用以抗辩原告的侵犯名誉权之诉，从而免除责任的承担，而隐私权侵害没有这个免责要件，正是当事人的真实个人私生活秘密信息被披露，才造成侵权事实。综上，隐私权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格权利的特点，应成为独立的人格权利。
然而承认隐私权的独立性，并不否认隐私权与名誉权间的相互联系。在很多情况下侵犯隐私权与侵犯名誉权会发生竞合，例如：甲（男）和乙（女）曾谈过恋爱，且甲曾在恋爱前与他人发生过两性关系，后甲向乙提出分手。乙对此怀恨在心，将甲与别人发生过两性关系的事实四处散布，使甲精神失常。在此种情况中，行为人不但擅自披露了他人隐私，且此种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所以行为人的行为既侵害了受害人的隐私权又侵害了其名誉权。这可以理解为隐私权与名誉权在权利保护方面具有一些相似性或存在一些重合区域。这只是从一般公众的角度分析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叠加情形，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公众人物，那么两种权利发生竞合的情形就更多了。因为公众人物代表着一定的公共利益，其总是极力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由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重要性与敏感性，公众人物的名誉变得容易受到伤害，显得很脆弱。具体体现在对公众人物私人秘密信息的认定、获得与传播上。如果不适当处理公众人物的秘密信息，就会使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进而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法律上公众人物的隐私与隐私权的范围，以及它们对公众人物社会评价的影响便成了讨论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名誉权竞合情形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并不必然导致公众人物社会评价的下降。而擅自披露以下三种隐私的行为可能与侵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竞合。第一，不道德的隐私。不道德是违悖社会公德或职业道德的行为，是不符合社会伦理纲常要求的行为，如婚外恋。一旦公众人物不道德的隐私为社会公众所知晓，其公众形象必然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降低。这是道德对社会公众和公众人物的作用与反作用。第二，违背善良风俗的隐私。善良风俗与道德存在重合的领域，但风俗具有更强的区域性，具有更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与道德存在明显的区别。遵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善良风俗是一个人良好操守的表现。公众人物尤其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的善良风俗，它对形成自己的公众现象同样重要。公众人物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是社会公众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应是善良风俗的代表。如果公众人物有不符善良风俗的隐私，其将不再受社会公众的支持与拥护，其社会评价必然下降。第三，其他社会公众不可容忍但不违法的隐私。如果是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那不为法律所肯定，也不属于隐私的范畴。而且该种隐私以不为公众所容忍为限，如果社会公众接受了公众人物的隐私，那其社会评价便不会下降。综上，行为人披露某些隐私的行为，既侵犯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又侵犯了其名誉权，此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并不会受到法律的当然保护，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实质所在
公众人物因其公众性和公共利益性，与一般社会公众不同。他们对舆论监督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但他们也应当享有完整的隐私权，可是社会的兴趣和知情权的对象正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名誉权与隐私权的保护发生竞合。因此产生了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也是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具体体现为：
1.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隐私权的立法旨趣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非法侵犯，其为私权利。知情权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情的权利，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其为宪法权利即公权利，依据这样两个权利，人们一方面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既产生相当的矛盾与冲突。[5]他们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体现在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
2. 名誉权保护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名誉权相冲突，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客观现实。一方面，因为透过大众传播媒介作出的新闻传播、评论等可以向人们告知各种情况，提供形成民意的渠道，监督政府的行为，从而在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主要保护的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新闻界的行业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保护人格权是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自由的重要手段，人们彼此互相尊重他人的人格权，并能自觉捍卫自己的权利，将会为民主和法制的实现奠定基础。[6]因此名誉权保护和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私人人格和感情方面的利益与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法律必须寻找相对明晰的界限。
三、冲突解决方案：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与制度设计
通过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权利冲突的解决应分两种情形。首先是在只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而未涉及隐私权的情形下，应当充分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理由是：公众人物因其职务要求或职业的原因，在新闻媒介助力的作用下为社会公众广泛知晓，他们是当今民主制度的产物，他们代表和维护着一定的公共利益或行业利益，因此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是以保护公众人物人格尊严、独立与自由为旨趣。只有充分保护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向公众人物倾斜的社会目的，从而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共目的。其次是名誉权与隐私权一致竞合的情形，不再意味着保护公众人物名誉权的绝对优先性，而是对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弱化。以下从两个方面针对第二种情形探讨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方案。
(一) 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私生活信息进行独立支配的一种人格权。[7]从名誉权与隐私权的对比看，隐私权具有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是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制度性前提，其直接目的是将隐私权与名誉权区别保护，同时对二者竞合时作特殊处理。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消除行为人在隐私权与名誉权竞合情况下的尴尬，使该情形下侵权行为的认定具有法律依据。其次，有利于名誉侵权行为制度的建立。名誉侵权一般包括侮辱和诽谤行为，大都表现为以虚假的信息影响受害人的社会评价。而侵犯隐私权，行为人传播的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单独建立隐私权制度，那么名誉侵权行为制度将更完整，更具有体系性。最后，增加了公众人物权利保护的层次性，使权利保护的平衡找到依托。假设新闻媒体报道了某公众人物真实的情感故事，该公众人物并不能已侵犯名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媒体并没有传播虚假信息，也没有侮辱的行为。此时该公众人物可以侵犯隐私权为由主张权利保护。而且隐私权制度的建立使我们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探讨公众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名誉权保护与舆论监督的矛盾。
（二）权利保护的平衡：名誉权、隐私权与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协调。
权利的保护出现冲突时，我们应当划清他们的界限，应当遵循权利协调和利益衡量的规则，即权利的保护应当达到根本上的平衡，均等的保护不是法律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平衡”[8]，法律上的平衡是由其所依据的利益来决定保护的范围、力度。
1.对隐私权和知情权冲突的协调
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一般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的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9]这一论述，说明了个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一般关系，可以作为处理隐私权和知情权冲突的一般原则。而在公众人物中，如果是政治性公众人物，即公共官员，其本身代表着一定公共利益，其隐私权的空间由其职务要求所定。对于自愿性公众人物，因其主观上追求成为公众人物，那么其必须把更多的隐私坦露于社会公众。对于其他类型的公众人物可参照一般社会公众的隐私权内容，从而达到权利协调的目的。然而在对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协调过程中，除了遵循公共利益原则，还需人格尊严原则优先，即在涉及公众人物的隐秘信息时，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2.正当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
新闻工作者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从舆论上监督公众人物，揭露、批评一些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不良现象，如果这些批评属于正当的舆论、批评的事实是真实的，则被批评者不能以其名誉受到损害为由而要求他人承担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当然，正当的舆论监督批评在效果上会影响到被批评者的名誉，但事实上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下降以及名誉的贬损，并不是新闻批评造成的，而是他们自身的不良行为造成的。
一般认为，正当的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如下:第一，要准确认定报道的事实。新闻报道中批评、揭露的事实必须客观、真实。由于报道失实必然的侵犯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第二，报道的言辞不能从人格上进行攻击，进行侮辱、诽谤，即使评论中所依据的情况属实，但是用有恶意的词句，造成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损害的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第三，看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行为人在撰写新闻时是有一定主观目的的，如果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报道的事实中有侮辱、诽谤被监督人的内容，并客观上造成了被监督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应认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即实际恶意原则的体现。
事实上，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与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是十分困难的。从当前的法治现实来看，应当在它们设定一个“度”，这个“度”因主体身份是公众人物还是非公众人物而不能绝对划一，这个问题的把握只能由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来衡量。
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提出几条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原则以供立法与司法实践参考。区分只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情形与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名誉权情形：第一种情形应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给予充分的保护，第二种情形应适当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或视具体情况（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应向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适当的倾斜；区分自愿性公众人物与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向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倾斜，这是自愿性公众人物因其主观追求而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名誉利益的让与；区分政治性公众人物与社会性公众人物：如果只涉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应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给予充分的保护，如果是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名誉权问题，名誉权保护向社会性公众人物倾斜。

参考文献：
[1]宋克明.美英新闻法治与管理[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31.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00.
[3]颜春龙.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J].新闻界,2004,(3).
[4]刘风景、管仁林.人格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杨立新.人身权法[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6]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417.
[7]郭卫华、常鹏翱.人身权法——典型判例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8]张新宝、康长庆.名誉权案件审理的情况、问题及对策[J].现代法学,1997,(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