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管理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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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效力未定合同、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别

卢茂秋


一、效力未定合同、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别的概念和种类
（一）无效合同指虽经当事人协商订立，但因其不具备或违反了法定条件，法律规定不承认其效力的合同。有下列条件者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可撤销合同，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欠缺生效条件时，一方的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裁定，从而使合同内容变更或合同的效力消灭的合同。有以下两项：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三）效力待定合同，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欠缺生效要件，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须经有关权利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的合同。有以下情况：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认定后，合同有效
　　2、无权代理行为人代订合同的效力待定
　　3、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越权订立合同的效力待定。
　　4、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效力待定。
二、我国法律对可撤销合同、效力未定合同和无效合同的规定
（一）《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
主要有五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54条）。可撤销合同须经撤销，始溯及地无效。而撤销权之除斥期间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合同法》第55条（1项）。 而《民法通则》中无有规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
有三种情况：(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订立的合同。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由此可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犯者签定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非纯获利益的合同，因为行为人缺乏缔约能力，在其法定代理人未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2)、无权代理签定的合同。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此类合同因为行为人没有代订合同的资格，在被代理人未追认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3)、无处分权人签定的合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即缺乏处分权人签定的合同在经权利人追认前或本人取得处分权前，为效力待定合同。认定效力待定合同要把握其构成要件：一是合同有成立效力，但无效果效力;二是合同存在缺陷但可以修正;三是必须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三种情况，与附期限附条件、可撤销可变更合有严格区别。
（三）关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之法律后果
《合同法》颁布以前，《民法通则》第61条是有关于合同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基本规范。该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三、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别
(一)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可撤销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允许合同当事人撤销该合同，使已成立生效的合同溯及既往地归于无效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都属于相对无效合同，它们在合同效力方面的欠缺要件往往只涉及合同当事人及合同有关人员的利益，一般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1、合同有效要件欠缺的性质不同。可撤销的合同一般只是欠缺“意思表示真实”的合同生效要件或严重违反公平原则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而效力待定合同欠缺的是合同当事人主体能力方面的合同有效要件，如无行为能力，无代理权、无处分权等。
2、效力状态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既非无效，也非有效。其有效还是无效取决于第三人或善意合同相对人的是否追认或撤销。而可撤销合同在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并经法定机关确认无效之前，仍是有效合同；但当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并经法定机关确认无效后，为自始无效合同。
3、有权主张并影响效力变化的当事人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可由法定的第三人追认或拒绝追认，或由合同的善意相对人撤销，此追认或撤销直接向合同当事人进行，无须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而可撤销合同只能由受损害的合同方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撤销，不能直接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要求。
4、受时间限制不同。效力待定合同，第三人应在法律规定的催告追认期间内（我国《合同法》规定为1个月）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而可撤销合同，当事人须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该权利消灭。
（二）效力待定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
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效力待定的合同虽欠缺法律关于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经过权利人的追认可以生效，在追认之前，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效力待定不仅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而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是自始无效的，不能经过任何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不因当事人的追认而发生法律效力是它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其现实意义为：从鼓励交易、保证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对于一些合同不能随便宣布无效，而应当注意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和被代理人的追认权，采取补救的办法，尽量使其成就生效的条件。而无效合同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或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自始、确定、当然的绝对无效合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1、欠缺有效要件的性质不同。无效合同欠缺的是合同的根本有效要件（即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它往往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效力待定合同欠缺的是合同的非根本有效要件，即合同当事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的欠缺，一般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效力状态不同。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的相对无效状态，有效与无效取决于第三人的追认或善意相对人的撤销，而无效合同处于自始、确定、当然的绝对无效状态，所谓确定无效是指无效状态不可改变，无法补救，所谓自始无效是指合同一经成立就无效，所谓当然无效是指无须任何人主张，也无须法院和仲裁机关宣告就无效。
3、有权主张并影响效力变化的当事人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应由法定的第三人追认或拒绝追认及善意相对人的撤销，使得合同有效或无效；而无效合同当然无效，无须当事人主张就本来无效，且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都可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事实，法院和仲裁机关还可主动确认合同无效的事实。
4、受时间限制不同。效力待定合同，法定第三人的追认或拒绝追认应在法定的催告期间（1个月）内行使；而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间限制，只要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


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卢茂秋

对一起变更子女姓名案的法律思考
焦　卫　杨晓霓

一、案情简介
　　杨某与颜某1990年9月结婚，婚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口角。颜某于1991年9月向法院起诉与杨某离婚，后撤诉。1992年5月18日，颜某生一男孩，双方为其取乳名“小凯”。由于双方感情一直不好，颜某于1992年11月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由于当时双方的婚生子没有登记户口，法院制作的离婚调解书上，在孩子的乳名前冠以父姓，确认孩子“杨凯”由女方抚养；杨某每年12月16日前一次性给付当年的生活费420元，至子女独立生活时止。事后，虽双方有过交涉，但杨某从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抚养费义务。
　　1994年1月28日，颜某第一次向所在辖区公安机关为孩子申报户口，姓名为“李×伟”。1995年2月6日，颜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1998年，市公安机关统一更换户口簿，颜某将孩子的姓名改为“李×平”。孩子李×平自颜某和李某再婚时起一直与其共同生活，始终不知李某是继父，同继父、爷爷、奶奶等亲属相处很好，现在上小学二年级。
　　2000年1月10日，杨某以颜某、李某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更改孩子姓名无效，依法责令二被告恢复婚生子姓名。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原告杨某认为，法院在1992年作出的调解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在法律文书上出现的孩子姓名是“杨凯”，故应依此为准，判决孩子恢复姓“杨”；二被告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必须停止侵权。被告颜某和李某则认为，国家认定一个人是否存在，靠的是公安机关的户口登记，颜某第一次为孩子申报户口时，在公安机关的注册登记上是姓“李”，孩子现在也姓“李”，不存在更改的问题；杨某知道孩子姓“李”已有六年之久，期间从未提出异议，且从未付过抚养费，故要求法院依法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二、对本案的不同处理意见
　　本案在审理中有四种不同处理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其一，《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杨某自孩子改名起就已知道，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内从未主张过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的保护；其二，杨某看重的只是孩子的“姓”，只要求孩子恢复姓“杨”，却不尽抚养义务，其出发点并非关心、爱护孩子。现孩子不知其身世，与继父及现在的爷爷、奶奶关系融洽，生活幸福，如果强行判决令其恢复姓杨，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种观点：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具体意见》)第19条的解释：“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本案被告事先未征得原告同意，在申报户口时将孩子姓名登记为李×伟，即是擅自决定孩子随继父姓，对此，依照上述司法解释，应确认颜某的行为无效，责令其为孩子恢复原姓氏。
　　第三种观点：判决孩子姓“颜”。理由是：适用《婚姻法》第16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的规定。从本条词意上看，不论随父或母姓，都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必须”的或是“应当”的。针对本案具体情况，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角度考虑，应判孩子随母姓。
　　第四种观点：征求孩子的意见，决定是否恢复原姓。根据《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的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对自己姓名的决定权并无年龄限制，此案中孩子已经8岁，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应有权决定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
三、法院一审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析证据，听取双方各自理由的基础上，认为：其一，被告颜某与原告杨某离婚后，首次于1994年1月为其子申报“李”姓户口时，尚未与被告李某再婚，李某当时并未与原告之子形成法律上的继父子关系，颜某的行为并非最高法院《具体意见》第19条所规定的“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姓氏”的情形。其二，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在与颜某就孩子抚养费交涉过程中，已经知道颜某将孩子姓名更改，且在其后的六年多时间内也从未提出过异议，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其三，原告在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从未支付子女抚养费，未善尽生父之责，孩子自幼随母亲生活，颜某再婚后，又与李某共同生活，现孩子视李某为生父，感情融洽，生活幸福。且自幼儿园、小学入学起已使用“李”姓多年。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如果判令改回原姓氏，对孩子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有不利。其四，被告李某不应承担被告颜某变更子女姓氏的法律责任。基于上述分析理由，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本案引发的几点思考
　　笔者对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持赞同意见。本案既涉及自然人姓名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又涉及父母对子女姓名的监护权(亲权)的行使问题，前述四种不同意见，引发出笔者的进一步思考：
　　(一)未成年人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
　　姓名，是自然人借以相互识别的文字符号系统的总称1。姓名权则是指自然人(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2。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根据这一规定，理论上通常认为自然人(公民)的姓名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姓名决定权，即自然人决定其姓名的权利；(2)姓名使用权，指自然人依法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3)姓名变更权，指自然人依法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为自己命名，是自然人享有的基本人格权利，人不仅有决定随父姓、母姓或采用其他姓的权力，有权决定自己的名字；而且可以决定自己的别名、笔名、艺名等其他名字。而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也就是说，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就应有代表自己的专用符号。通说认为，在未成年期间，自然人的姓名权实际上由其监护人行使或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由自己行使的。那么自然人从何时起开始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呢?理论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决定权的行使，也以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一旦自然人成年，具有了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已取的名字还是另行取名，对此他人不得干涉3。类似的观点还有，在公民未成年时，应由其监护人决定其姓名，在公民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姓名4。另有学者认为，公民决定自己的姓名，需以具有意思能力为前提，一旦未成年公民具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意思能力时，其监护人则不能妨碍本人行使姓名权，而不是等未成年人成年后才能决定自己的姓名5。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自然人决定自己的姓名，以具有意思能力为前提。
　　意思能力一词是外国一些国家民法的用语，我国民法不采用这一用语，它是指自然人(公民)判断其行为是否合理的心理上的能力，包括正常的认识与预期力，因自然人(公民)的年龄和神智是否清楚而不同6。按照国外有关民法理论，意思能力是划分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基础，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意思能力不健全，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法律规定他们无行为能力；10周岁以上而未达到成年年龄的未成年人，虽具有意思能力而不健全，法律规定他们为限制行为能力；已达到成年年龄的人，他们的意思能力正常，能够理智的、审慎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能够以独立的意思实施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但是精神病患者的意思能力极不健全，法律规定他们无行为能力，他们的一切法律上的有效行为，都由其法定代理人实施。根据这一理论，未年人何时具有意思能力，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笔者认为应分情况而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又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7。从我国情况看，年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大都已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智力发育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应当认定其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且已基本可以理解姓名的意义，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姓氏做出选择，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8。因此，对于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姓名权，由其监护人行使决定权为妥。
　　(二)对最高法院《具体意见》第19条的质疑
　　最高法院于1993年11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这一条文包含两层内容：一是父母任何一方不得以子女姓氏已变更为由，拒绝给付子女抚育费；二是父或母一方不征得对方同意，不允许更改子女姓氏。笔者对第一层内容没有异议，但对第二层内容的可行性、合理性、科学性，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从立法角度看，这一司法解释违背了《婚姻法》中的基本原则。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应当注意的是，法律在此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或“应当”，因此，可以推论：子女也可以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而采用其他姓。笔者认为《婚姻法》的这一规定是科学、合理的，它既尊重了传统习惯，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依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家族传统观念，子女一般是随父姓，但民间风俗习惯中，也确有将子女“过继”给他人，或因封建迷信为求子女平安好养，而为子女取他姓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不仅子女随母姓的情况日益增多，而且现实中出现了为子女取父母“双姓”的情况，也有的为追求独特个性化，在为子女取名并申报户口时，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而是自成一名。这些充分说明，以往传统家族式姓氏观念正在逐步被打破，人们的观念正转向追求自由、平等。因此，无论从传统习俗，还是从时代发展趋势，《婚姻法》的规定是科学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不主张过多干预。而最高法院的《具体意见》第19条“责令恢复原姓氏”的表述显然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与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相符。
　　其次，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发点过分强调离婚双方的权利，而忽视了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有违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确定子女的姓氏以及维护子女的姓名权不被非法侵害，是父母对子女行使监护权的一项内容，父母双方共同给子女确定姓名后，其中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就擅自变更子女姓名，侵害了对方对子女享有的监护权。我们不否认父母享有这一监护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夫妻离婚中未成年子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应全面贯彻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子女姓氏的变更，不仅涉及离婚一方(父或母)的权利，更主要的涉及子女的权益。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重点应该审查父或母一方更改子女姓氏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而不应简单地认为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是不利的，强行责令恢复原姓氏。
　　第三，从客观实际效果看，这一司法解释不利于平息矛盾。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双方离婚后，一方如果要变更子女姓名，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擅自”变更，对方一旦诉诸法律，法院就得责令恢复原姓氏。这种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行得通。夫妻离婚后，虽也有双方“好说好散”，遇事可以协商的，但更多的是利益对立，在相互已成“陌路人”甚至反目成仇的情况下，让一方去征得对方的同意，显然是有悖常理，无法实现。而一旦未征得对方同意，单方变更子女姓名，则要在法律上承担败诉的后果。而实践中正是由于存在这一规定，一方常常为赌气，故意与对方作对，硬是不同意对方改变子女姓名。发现变更后，便以这一司法解释为后盾，提起诉讼，达到干扰对方的个人目的，而全然不顾子女的利益。因此，这一司法解释在客观上没有起到解纷止争的效果。
　　最后，从该规定条文表述看，在第二层内容中的“子女”应当为“未成年子女”，因为成年子女享有姓名决定权和变更权，他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他人或机关无权干涉。即便是未成年子女，若为10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他本人同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也应尊重考虑其意见，而不宜不加区分地简单地责令恢复原姓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应当做出修改、完善(详细建议见后面论述)。
　　(三)关于子女姓名的法律保护、变更纠纷处理原则及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对自然人姓名权的法律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简单，仅有《民法通则》第99条和《婚姻法》第16条的规定，对于此类纠纷如何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系统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法律应当充实、完善对自然人姓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目前，学术界和有关机关正在讨论修改《婚姻家庭法》，笔者建议在该法中增加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姓名权的相关规定，与《民法通则》相对应，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选择姓氏，决定自己的姓名。
　　第二，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变更子女姓名包括变更子女姓氏、变更子女名字或姓和名都变更三种情况。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原则上由夫妻双方协商解决。因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产生纠纷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可在离婚时或在离婚后诉请变更子女抚育方时一并提出，也可以在离婚后单独提出。
　　第三，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法院审理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纠纷应遵循的处理原则。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首先遵循调解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在双方协商不成时，分别情况处理：对于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对于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应按照既尊重父母监护权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的原则予以确定。原则上维持原姓氏，但建议明确规定，原告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恢复原姓氏：
　　(1)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自行更改或同意更改自己姓氏的；
　　(2)原告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已书面放弃或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的；
　　(3)原告方长期不尽抚养子女义务的；
　　(4)因其他原因，确实需要更改子女姓氏，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需要指出的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户口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更改姓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且需要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关更名手续。公民姓名只有经过登记，才能成为该人的正式姓名。因此，法院如果在审理子女姓名变更纠纷时，判决变更子女姓名时，只有经有关当事人向户籍登记部门申请登记，才产生正式姓名的效力。
　　
　　注释：
　　1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P86，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2见高言、柴春发主编《人身权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P93，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见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P5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4见刘家兴主编《民事法学》(修订本)P98，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5见高言、柴春发主编《人身权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P89，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P94，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6见《中国民法实用全书》，法律出版社，第722页。
　　7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条。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