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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号


　　《广州市涉案物品估价管理规定》已经１９９８年４月６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林树森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九日

　　　　　　　　　　　 广州市涉案物品估价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涉案物品估价工作的管理，维护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涉案物品估价管理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涉案物品，是指赃物、罚没物、纠纷物和走私物品。
　　赃物是指查获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所侵占的物品。
　　罚没物是指查处各类违法案件没收的物品。
　　纠纷物是指审理案件需要估价的争议物品。
　　走私物是指辑获的走私货物或物品。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涉案物品的估价管理，均应遵守本规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广州市物价局是涉案物品估价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或涉案物品的当事人（以下简称委托人）对需要估价的涉案物品，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或拍卖前，委托估价机构进行估价。


　　第六条　委托人对涉案物品委托估价，应当提交估价委托书、并提供有关资料。
　　估价委托书应当载明涉案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来源、案由等。
　　估价委托书应加盖委托人公章或签名。


　　第七条　刑事案件中赃物、罚没物、走私物必须按国家规定由市、区、县级市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其它的涉案物品可由市、区、县级市价格事务所或由市物价局核准发证的估价机构（以下简称估价机构）进行估价。


　　第八条　估价机构受理委托后，应当指定二名以上估价人员组成估价小组进行估价，并根据涉案物品的类别，可以聘请有关专业人员参与估价。


　　第九条　涉案物品的估价，按下列规定进行：
　　（一）流通领域的涉案物品，属于政府定价的，按政府定价计算；属于政府指导价的，按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计算；属于市场调节价的，按市场平均价格计算。
　　（二）生产领域的涉案物品，其产品或原材料按完工程度和进货成本折合计算。
　　（三）属艺术品、有价证券、科学技术成果的涉案物，参照市场上依法能转让（出售）的价格计算。
　　（四）属进口的涉案物品，国内无同类物品比照的，按购买凭证或当时国际市场价格，参照案发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币卖出价计算。
　　（五）涉案文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估价计算。
　　（六）在用或使用陈旧的涉案物品，按成新率、尚存使用价值或残值折合计算。


　　第十条　估价机构应当自接到估价委托书之日起七日内作出估价结论（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并制作《估价鉴定结论书》交给委托人。
　　《估价鉴定结论书》必须由估价小组成员、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


　　第十一条　委托人及其他当事人对《估价鉴定结论书》有异议的，应在收到或应当知道《估价鉴定结论书》之日起五日内向委托的估价机构提出复核申请。估价机构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复核结论，并制作《估价复核结论书》。委托人或其它当事人对复核结论仍有异议的，由市物价主管部门裁定。


　　第十二条　涉案物品的估价委托书和《估价鉴定结论书》以及其它规范性估价文书的格式，由市物价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三条　涉案物品估价费由委托人支付。
　　赃物估价费的支付和办法由市财政部门与物价部门共同制定；其他涉案物品估价费的标准由市物价部门制定。


　　第十四条　估价机构必须按规定实行亮证收费。


　　第十五条　估价机构必须按国家规定取得资格，由市物价局核准发证后，方可从事涉案物品估价工作。
　　从事估价工作的估价人员，按国家规定须经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考核合格后，发给估价资格证书。


　　第十六条　估价人员对涉案物品进行估价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对涉案物品公正估价的。


　　第十七条　评估人员应回避而没有回避的，估价机构可责令其回避；在评估工作中，本案当事人要求评估人员回避的，由市物价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八条　估价机构未按规定的要求和程序估价的，由市物价主管部门依法裁定其估价结论无效，责令其重新估价。


　　第十九条　估价人员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玩忽职守，致使估价结论失实的，由市物价主管部门宣传其估价结论无效，情节严重者吊销估价资格证；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可能引起诉讼的过期无主物和其他物品可参照本规定进行估价。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民事司法制度，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在于能及时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最大幅度的衡平了双方的利益，也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稳定。在如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为了尽早摆脱矛盾纠纷的困扰，尽快满足自身利益之需求，在选择处理案件的方式上，更喜欢以和解方式来化解矛盾。然而，有些社会公众对和解制度的应然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与了解，致使一些案件“和而不解”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为了更进一步认识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与特点，实有必要对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其核心内容——民事和解行为之效力做一次深入的研讨，并通过此文力求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民事和解制度的概述

　　民事和解制度，相对于刑事和解制度而言，它是指民事当事人基于息事、节约成本、及时满足利益需求之目的，在民事活动中就民事权益争议的相关权利与义务在自行协商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从而结束民事权益争端的一种处理纠纷方式的法律制度。民事和解制度内容包括民事和解行为的型态、民事和解协议的缔结及协议效力与履行等内容，而《民事和解协议之效力》是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内容；民事和解行为的适用范围极广，既可以适用于诉前，也可以适用于诉中，还可以适用于民事执行程序中，可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诉前民事侵权和解行为；二是诉内民事侵权和解行为；三是民事诉讼执行和解行为。

　　二、民事和解协议行为之效力探析

　　民事和解协议行为之效力如何是本文研究之重点，它对司法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分为诉前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诉内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

　　（一）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诉前民事侵权和解协议是指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发生争议后，争议双方关于民事赔偿或补偿内容，经过自愿协商一致，于诉前自行订立的和解协议。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定性问题，目前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其界定不明，理论界与实务界又存在争议，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只对《人民调解协议》确认了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未对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笔者现以民法理论为依据对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做些分析与探讨，并确定其法律地位。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实际是当事人之间反复协商又协商的自由过程，无论协商次数多少、协商内容如何、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意思”表示形式，始终都要经过“要约”、“承诺”或“新要约”、“新承诺”二个阶段来实现，如“要约”之意思表示与“承诺”之意思表示经过协商一致后就能形成了“和解合意”，“合意”形成之时，则是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被确定、变更或终止之日，诉前的《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表现形式，实际是民事契约的缔结过程与结果，而民事契约行为又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契约”的订立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又符合合同订立所具备的要件，综上，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应具有民事合同之性质，其效力的判断应以《合同法》的效力规则来审查判断。

　　（二）诉内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诉内民事侵权和解协议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案件受理后至案件宣判前就侵权赔偿内容或其它债权债务内容自行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又称为《诉讼和解协议》，由于诉讼和解行为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民事法律行为，诉讼和解协议其实是一种程序性协议，不具有可诉性，更不是民法所述的“民事契约”关系，因此，《诉讼和解协议》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其效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还是要倡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或履行诉讼和解协议，《诉讼和解协议》的生效实际是以履行完毕为生效条件，履行完毕后，一般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只要一方未履行或履行不当时，《和解协议》视为撤销或失效，人民法院不能据以《诉讼和解协议》作为裁判依据而进行裁判。现行法律虽未对《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赋予约束力和强制力，但可以借助外部的法律手段，使之具有法律强制力，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并制作调解书，由此说明，《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裁判效力，使之具有执行力。

　　（三）《民事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是指民事执行程序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对原生效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变更或终止的和解协议。由于执行程序纳入了《民事诉讼法》调整范围内，因此，执行和解实际上也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执行和解协议》也是一种程序性协议，同样不具有可诉性，更不是民事契约关系，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关于《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履行不当时，对方仍可凭生效文书恢复申请执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一旦被法院裁定确认后，法院应裁定对原生效文书予以终结执行，另对《执行和解协议》裁定其具有执行力；第三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意，具有民事契约性质，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应以《执行和解协议》为债权凭证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我国《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文书的执行。从该法条内容来看，立法机关并未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按传统的法学理论观点，公权力通常应大于私权力，执行和解是当事人的私权自治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基于私权力的处分而产生，生效裁判文书所赋予的强制执行力是基于国家的公权力决定而产生的，如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就等于私权力处分效力已消灭或终止了公权力的决定效力，显然有悖于法理，执行和解机制设置之目的，只暂时对执行机构产生拘束力，并暂时停止执行程序之进行，以示对私权处分的尊重与维护，并不意味着《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与裁判文书具有同等的执行力。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