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劳动监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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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徐政规〔2012〕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
《徐州市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2年3月28日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徐州市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管理，维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7号）、《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和财政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征收和使用社会抚养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社会抚养费是对不符合省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征收的补偿性行政收费。违反省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应当分别缴纳社会抚养费。
第四条　各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主体，有权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
第五条　市及各县（市）区应建立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管理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由监察、法院、公安、财政、人口计生、审计、统计、法制、工商、税务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协商、协调解决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使用的有关问题。



第二章　征收



第六条　各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建立社会抚养费征收档案。
第七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按省条例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不得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
第八条　社会抚养费一律通过货币方式征收。
第九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由县（市）区财政部门委托经当地人民银行认定具备非税收入收缴代理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称代收银行）代收。
第十条　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确定的征收数额，向当事人送达《社会抚养费缴款通知书》，并督促当事人及时到代收银行缴款。
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配合做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定期公示当事人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的，由当事人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经群众民主评议、镇（街道办事处）审核，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批准，订立分期缴款计划，并进行公示。分期缴纳的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三年。首期缴款不得低于应征收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第十二条　当事人逾期不缴纳、未申请分期缴纳或申请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未获批准，且未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征收机关应向当事人送达《加收社会抚养费滞纳金决定书》。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已经生效的征收决定的，征收机关可以在当事人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条　当事人持《社会抚养费缴款通知书》到代收银行缴款，并由代收银行向当事人出具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
对居住偏远、不方便到代收银行缴纳的当事人，可由当地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协助缴纳。
第十四条　社会抚养费代收银行负责办理收款业务，及时归集、上缴所收款项，定期向人口计生行政部门通报征收情况。
代收银行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应直接缴入财政部门开设的专户，由财政部门定期填制缴款书，缴入国库。社会抚养费代收银行不按期上缴社会抚养费的，应限期解缴并取消其代收银行资格。
第十五条　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应分别在各镇（街道办事处）所在地确立社会抚养费代收银行。
社会抚养费代收银行应有明显的标志，明确专人负责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核算和上缴管理，并在营业时间、服务设施、业务办理等方面为当事人提供方便。
第十六条　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由县（市）区财政部门统一管理，代收银行按规定使用。
第十七条　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要建立社会抚养费征缴分户台账，定期与同级财政部门核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入库情况，确保社会抚养费应征尽征。

第十八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免征或缓征社会抚养费：
（一）在征收决定书送达前，违法生育的子女已经死亡的，不再征收；
（二）在征收决定书送达后，当事人一方死亡的，只征收另一方；
（三）在征收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死亡或其违法生育的子女死亡的，终止征收；
（四）经公安机关确认属于解救回乡的被拐卖妇女，在被拐卖期间违法生育的子女，免征收社会抚养费；
（五）因不可抗力蒙受重大经济损失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当事人或其子女患重大疾病、夫妻一方意外死亡或病故、意外事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缓征。
第十九条　缓征社会抚养费应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当事人在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之后三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请，陈述缓征社会抚养费的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镇（街道办事处）应对当事人书面申请和有关证明材料进行查收，并出具书面回执。镇（街道办事处）应对当事人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在政务和村务公开栏公示七日以上。公示无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上报县（市）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
（三）县（市）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后三十日内应开会研究决定是否缓征社会抚养费，并提出意见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审批。会议记录应整理归档，长期保存，以备查验；
（四）县（市）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作出缓征社会抚养费的决定后，所在镇（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当月的政务和村务公开栏上对缓征情况进行公布。



第三章 使用



第二十条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上缴国库的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社会抚养费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的补充，应专款用于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不得抵顶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的正常投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坐收坐支、截留、挪用、贪污、私分。
第二十一条　县（市）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根据事业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足额编制经费支出预算。县（市）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根据各镇（街道办事处）的人口计生工作需要提出使用计划。县（市）区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经费预算，序时同步拨款到位。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对辖区内经费支出统一管理，并实行国库集中统一支付。不得按各镇（街道办事处）缴存的社会抚养费金额确定其使用比例。镇（街道办事处）不得将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
第二十三条　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要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收支辅助账，有专人承办支出报帐业务，定期核对收支情况。



第四章 责任



第二十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于每年四月底就上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使用情况向市人民政府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和结存的数额，社会抚养费开支的主要项目，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和建议等。
第二十五条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每年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组织专项检查，并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严格奖惩。
第二十六条　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使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监察机构应定期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进行执法监察。对违规、违法征收，挪用、挤占的社会抚养费予以没收，上缴市财政，用于对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经费的补充等。
财政部门应设立社会抚养费专用账户，实行征缴分离、预算管理；审计部门定期对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卫生部门应加强与人口计生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反馈婴儿出生信息，协助调查取证。
公安部门加强户籍管理，及时与人口计生部门沟通人口出生登记相关信息；办理户籍登记时，协助查验社会抚养费征收、避孕节育措施等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提供有关人口信息查询和户籍资料；依法查处阻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案件。
人民法院应依法及时受理社会抚养费申请强制执行案件，积极研究和解决征收社会抚养费案件执行难问题，加大执法力度，对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人民检察院对破坏、阻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报复、伤害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等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批捕和提起公诉。对各级人口计生部门管理人员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税务、工商部门应配合人口计生部门做好对违法生育对象实际收入的调查取证工作,审验计划生育相关证明。
统计部门负责提供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
物价部门对涉及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收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
人民银行负责对代收银行进行资格认定并对代收银行办理的相关业务实施监督管理。
人口计生部门负责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的综合协调，指导县（市）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依法开展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定期检查、通报相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　各相关单位不按照本办法规定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不依法配合征收机关做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影响工作正常开展或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由同级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使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财政部门或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按有关规定限期整改或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由监察机关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未经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直接向当事人收取社会抚养费的；
（二）将社会抚养费公款私存、坐支、截留、转移收入或贪污私分的；
（三）任意扩大计划生育事业经费使用范围或挪用、挤占、挥霍浪费的；
（四）乱收乱罚、擅自降低或提高收费标准、放弃征收及其他不履行征收责任的；
（五）擅自印制、外购或转借、代开、销毁财政收款收据的；
（六）征收社会抚养费不开票、少开票或不使用规定的收款收据的；
（七）向当事人收取实物或在征收、收缴中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八）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对举报属实且提供的线索或证据未被主管部门掌握的单位和个人，由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和财政部门按有关规定给予适当奖励，并为其保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陈进 清华大学法学院 博士生

　　关键词: 框架合同 个别合同 德国民法典
　　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理论上也并无研究，德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有必要将这种特殊的协议单独考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提出框架合同的概念后，理论上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框架合同基于合同自由原则而存在，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债之关系，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德国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目前交易实践中框架合同运用广泛，司法实践中也审理了很多此类纠纷。从法律定位上看，框架合同属于债法总则规范的内容，框架合同和在其范畴下订立的个别合同是独立的两个合同。


框架合同（Frame contract, Rahmenvertrag），是指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同一类型合同（个别合同），提供基本框架（架构）和基本条件的合同。[1]德语中 Rahmen 的本义是框架、范畴，因此 Rahmenvertrag 也被译为范畴合同[2]、架构合同[3]。德国法上，除了用Rahmenvertrag 描述这种特殊的协议之外，也有提到 Mantelvertrag[4]、Richtlinienver-trag[5]的，Mantel 的本义是“外套、外壳、外罩”，Richtlinien 的本义是“方针、指导路线”。这种词源上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框架合同的含义。[6]框架合同一般见于长期合作关系过程中，它主要调整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订立的所有或大部分个别合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7]即对个别合同中普遍适用的合同条件事先在框架合同中作出约定。
框架合同是源于德国法的概念，目前在我国交易实践中运用广泛，本文将对德国法上框架合同的产生历程与理论现状进行简单梳理，以期对我国框架合同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框架合同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框架合同在德国司法实践中的演变
1898 年《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理论上也没有关于框架合同的研究。其后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发现有必要将这种设定反复债的关系但又不同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协议做单独考虑。当然，从法院意识到有这种必要到框架合同的概念正式被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以下几个判例在框架合同概念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912 年鲜花供给案[8]中，原告是花卉经营者，被告是一个鲜花零售商。被告与原告签订的鲜花购买协议第 5 条约定：在原告经营品种和存储量的范围内，被告可以随时要求原告供应其需要的鲜花，并且被告有权随时到原告的花圃中挑选。本案审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是：第 5 条的内容是否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在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的最后裁决中法官认为，第 5 条的内容不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因为买方（被告）的自由选择权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缺乏确定性，[9]但是构成买卖鲜花的“预约（Vorvertrag）”。裁决中虽然使用了“预约”的称谓，但是其想表达的就是今天所谓的“框架合同”，[10]因为它是以事先订立的总合同和事后依该总合同订立的个别协议的结合为基础的。当然，今天看来，预约与框架合同并非等同的概念，并不能做同样处理。[11]有学者认为，双方订立的鲜花购买协议不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但双方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在鲜花购买协议的框架下订立多个个别购买合同，符合框架合同的本质，只是法官首先发现的是反复出现的大量同样的个别合同，并认为这些个别合同是当事人交易的基础，故将前面的“合同”称为预约。[12]同样的情形在《德国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院裁决中[13]也出现过。
在 1935 年供水企业破产纠纷案[14]中，被告自 1927 年开始经营所居住城镇的自来水供应业务，1931 年 6 月 21 日该企业（被告）宣告破产，其后，企业的破产管理人继续为居民供水。8 月，城镇居民主张破产宣告之前未结清的有关水费的债务为破产财团债务，理由为：他们与被告之间的供水合同为继续性供给合同，并且供水仍在继续。1935 年帝国法院的裁决认为，被告与居民之间的供水合同为基础合同，在它的框架下，反复性的供水关系得以持续订立。同时认为，基础合同类似于以前案件中提到的预约。[15]实际上，无论是本裁决中提到的基础合同，还是以前判决中提到的预约，都是指今天的“框架合同”。[16]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学著作中，预约也被看作继续供给合同的替代方法，预约、基础合同、框架合同的概念被等同对待。[17]例如，有学者认为，基础合同应该与规范合同区分开来，其所称的基础合同实际上就是框架合同。[18]还有学者认为，在预约与正式合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基础合同或框架合同。[19]
在 1942 年解除代理合同案[20]中，被告是原告经营的自卸车在某区域的独家代理人，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有义务每年提供给被告 100 台自卸车，大约每月 10 台。但合同没有规定被告购进自卸车的义务。帝国法院认为，生产商有供货义务，但被告并没有订购的义务，因此该案涉及的是框架合同，而不是继续性供给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供货方是否有权利解除合同，法院最终否认了供货方（原告）基于被告违反个别合同而主张解除框架合同的请求。但法院同时指出，一方当事人在非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多次违反个别合同的，可以构成解除框架合同的理由。[21]该裁决主要解决框架合同的解除事由以及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问题，法院认为，继续性供给合同无效时产生《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以下条款规定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而框架合同的无效并不一定对个别合同产生影响，个别合同可能仍是有效的。[22]法律后果的不同是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主要区别之一。[23]但该裁决对于双方之间的协议为何应认定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该案并没有被认为是德国法上明确提出框架合同概念的首个案例。[24]
在 1967 年出版合同纠纷案[25]中，原告是一个书籍、期刊的销售商，其采取的一系列促销手段（如上门送书等）为某些出版社的杂志赢得了更多的订户。原告最迟从 1951 年开始，就销售被告（Henri-Nannen 出版社）出版的“Stern”画报，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协议。通常的做法是被告指定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并允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为原告的利润，即原告每期杂志的进价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到 1961 年底，每期画报的价格是 50 分尼（Pfennig，原德国货币单位，相当于 1/100 马克），原告可保留 25 分尼，但原告必须负担其他杂费，如杂志的运输费用、包装费用等。从 1962 年 1 月 1 日开始，被告将每期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提高到了 60 分尼，但考虑到运费等杂费的增加，规定原告的进价为每期画报 27.5 分尼。同时，由于广告的增多，每期画报的页数以及重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据原告提供的一份清单，从最初平均每 50 页重大约 100 克增加到 1962 年平均每 140 页重 500 多克。实际上，1957 年起，原告就试图从被告处得到更高的回扣，用于抵偿日益增高的运输费用，但一直未果。虽然书籍期刊销售商联合会的一些措施已促使部分出版社给出了更优惠的条件，但被告仅愿意对某些大的期刊销售商和期刊汇总销售商作出让步。1963 年 9 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1963 年上半年自己因“期刊超重”而额外支出的费用。被告拒绝了原告的请求，并告知原告：原告的广告部门应该征募新的订户，那么被告将直接将杂志寄交到新订户家里，即被告负担新订户的杂志运输费等杂费，但对于已有订户，原告则必须自己承担相应的杂费。1964 年 1 年，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从 1962 年 1 月到 1963 年 10 月底多支付的所有期刊杂费共计 9891.73 马克。初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了原告的上诉请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继续性供给合同（Sukzessivlieferungsvertrag），因为作为出版社发行杂志的销售商，原告并没有允诺永远或者在未来相对长的一定时间内销售被告的杂志。同时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所谓的反复性债之关系（Wiederkehr-Schuldverhaltnis），因为原告每次向被告订购杂志时，都是订立一个新的合同，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提到的基础合同或预约（Grund-oder Vorvertrag）。[26]当读者直接从出版社购买报纸或杂志时可以适用反复性债之关系，但销售商购买则不然，因为还涉及订户，即销售商有义务从出版社购买杂志，同时还有义务将杂志转交给订户。因此，销售商与出版社之间不仅存在一系列连续的应订户需求的个别购买合同，而且存在一个有关个别购买合同的框架合同，它是长期存在的债务关系，但对于交易的细节并没有达成协议，而是需要根据交易习惯及实际需求来确定。因为有了调整长期交易关系的框架合同存在，事后的个别合同通过接受个别的订货请求的方式就可以订立。[27]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是框架合同关系，当事人所有以框架合同为基础的个别协议都是有效的。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合同义务违反，因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规定出版社有义务将杂志的页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出版社也就没有义务负担因页数增多而产生的额外运输费用。[28]
综上，《德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首先看到了把这种协议纳入法律的需求。1912 年的鲜花供给案中，帝国法院发现在一个总协议的基础上类似的个别合同大量地反复被订立，但囿于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该总协议仅被视为预约（Vorvertrag）；1935 年的供水企业破产纠纷案中，帝国法院首次使用了基础合同(Grundvertrag)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为反复性的供水关系设定框架的协议，并将它与预约等同；1942 年的解除代理合同案中，帝国法院的裁决中已经提到“框架合同”（Rahmenver-trag）的概念，但该案侧重于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问题，故并没有对框架合同本身的特征及构成做过多研究。随后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意识到仅仅接受一系列彼此互不约束的个别合同作为法律上的一种存在形态是不合适的。因此，在1967 年 11 月 6 日出版合同纠纷案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正式使用了今天的“框架合同”的概念来描述一系列个别合同之上的总的受约束的协议。概言之，框架合同是德国法院为了更好地处理新交易形式下产生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
二、框架合同理论在德国法上的发展与现状
（一）框架合同理论的发展
框架合同是产生于德国判例上的概念，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前后，理论界也开始对框架合同有所关注。最初的研究集中于框架合同与其他类似债之关系，如预约、继续性供给合同等的区别。Dieter Henrich 在《预约、选择权与优先权》中，以“基础合同”这一称谓来描述框架合同，他认为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区别在于：框架合同包含的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不具有足够的确定性，因此不能根据框架合同请求订立个别合同，但违反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可以构成合同义务的违反（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或终止框架合同的法律后果。[29]这种观点在后来得到广泛的赞同，一些民法典注释书中提到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时即采此观点。[30]1979 年德国马堡大学有一篇题为《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的博士论文，该文作者 Fuchs-Wisse-mann 认为，继续性供给合同是买卖合同的特殊类型，故它必须包含《德国民法典》第 433条规定的出卖人的交付货物和买受人接受并支付价款的相互性义务，这种相互性义务是继续性供给合同存在的必要条件；相互性义务与框架合同并不矛盾，但相互性义务并不是框架合同存在的前提条件。[31]除了交付和付款的相互性义务外，二者在给付和价格的确定性方面也有所不同：继续性供给合同在确定性方面比框架合同要求更高；框架合同的具体内容可以由事后订立的个别合同确定，并且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 315 条以下条款规定的单方给付确定权，但单方给付确定权在继续性供给合同中是不允许的。[32]与Henrich 的观点不同，Fuchs-Wissemann 认为，在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确定性程度以及违反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方面，框架合同与预约并无差别，这也是框架合同曾被认为是预约的重要原因。他认为，预约与框架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预约并不确立双方当事人间长期的交易关系，而仅仅具有为本约做准备的性质，一旦本约订立，预约的使命即告终结；而框架合同构成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础，除了调整个别合同的订立之外，框架合同还包括自己独立的义务。[33]
随着框架合同理论的逐渐成熟，一些债法或民法著作中开始对框架合同有所关注，如 Fikentscher 教授在其所著《债法》中将框架合同作为债法基础下的一节。他指出，框架合同并不是法定的合同类型，只是基于合同自由原则而得以存在，迄今为止理论上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框架合同不是暂时性的合同，而是长期存在的合同，故其与长期合同、继续性债之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主要区别在于框架契约仅仅是为个别契约的缔结确定基本的条件，不必然包含由许多给付总加的给付义务。[34]Larenz 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中将框架合同作为与预约、选择权、优先购买权、意向书并列的主合同外围的交易关系的一种，与 Fikentscher 教授的观点一样，Larenz 教授认为框架合同本身并不产生独立的义务，只有与同时或事后订立的个别合同结合，它才发挥作用。只是在没有特别约定时，当事人订立的个别合同要遵循框架合同中已达成的条件。[35]科隆大学 2010 年一篇题为《供给关系下的框架合同》的博士论文是较新的著作，该文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供给关系下框架合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涉及框架合同的特征、与其他法律规范的界限、订立与权利义务、义务违反与法律后果、变更与消灭。
（二）框架合同的存在根据与存在意义
德国法上，框架合同并不是法定的合同类型，[36]而只是当事人为了交易便捷而采取的一种合同订立形式，这种交易形式最初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司法实践中最终承认其存在。如果必须要为框架合同的存在寻找法律上支撑，恐怕只能是合同自由原则。框架合同在法律上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约定以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结合的方式订立合同。[37]
合同自由原则使框架合同成为可能，然而，当事人为什么要选择框架合同的形式订立合同呢？原因在于框架合同可以满足实践的需求。以买卖合同为例，供货方和需求方需要经常地反复地订立买卖合同，很多时候还是内容基本相同的合同，但每次都重新谈判、重新缔约会给双方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管理和时间上的成本，而且对双方而言还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即对方下一次是否会与自己缔约，一些需要反复适用的条款是否订入某一个别合同中等。概言之，反复缔约使双方的合作缺乏稳定性。因此，计划长期合作的企业间常会签订长期协议，但他们通常又不愿意对一个较长期间内确定的货物数量和供货期限等作出约定，因为这会妨碍根据市场情况随时对自己的需求作出调整，从而导致交易欠缺灵活性。而框架合同能够平衡这种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冲突。[38]
框架合同的特征在于它调整一项长期设定的、持续存在的交易关系，这种持续的关系是双方对于彼此之间持续交易达成的合意。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具有相互性的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而是将其留待将来定期或不定期订立的个别合同规定，[39]但它为双方的合同关系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使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因为，框架合同赋予当事人特别的长期相互考虑与照顾的义务，基于该义务，双方当事人有义务订立个别合同或者就订立个别合同进行协商与谈判，这对希望长期合作的当事人而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框架合同的构成与适用范围
从其构成上看，框架合同自身位于较高位阶，因此可以被叫做“总括合同”；当事人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之下，订立次位阶的合同，即个别的、完整的合同，后者被称为个别合同。[40]框架合同构成个别合同的基础，框架合同具有补充和完善个别合同内容的功能，因此可以避免重复缔约的繁琐。[41]框架合同与大量的在其范畴下订立的个别合同结合，调整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实现交易目的。
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相结合的法律构成可以满足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对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双重追求，从而被广泛应用，它的适用领域也已从最初的货物供应扩展到劳务、运输、租赁甚至旅游合同。[42]德国的司法判例上，就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框架合同，如框架租赁合同[43]、指定代理人合同、信用卡合同、框架供给合同、框架建筑合同等。[44]有学者认为银行与客户之间订立的总的银行合同也属于框架合同，[45]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已被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否认了。[46]法院认为，根据处于长期交易关系的银行和客户间订立的有关结算与贷款的协定，并不能产生独立的可以称之为框架合同的一般银行合同。即使最初的结算与贷款协议是借助于一般交易条款订立的，如果该一般交易条款并不仅仅调整双方的结算与贷款关系，就不构成一般的银行合同，因为一般交易条款并不考虑将来的其他合同，而只是结算与贷款协定的一部分。在结算与贷款协定外，事后利用一般交易条款订立的总的银行合同构成一般合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不具有独立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效果，独立的法律效果只有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才可以产生。[47]
（四）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
框架合同不调整具体的给付关系，不能直接作为履行的基础，依其订立的个别合同才具有调整具体给付关系的功能。[48]因此，框架合同中关于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就至关重要，框架合同是否必须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在德国法学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
支持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观点认为，无论如何框架合同都包含了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例如，Ulmer 认为，框架合同赋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并构成个别合同的基础和框架，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个别合同的订立得以具体化。[49]Fuchs-Wissemann 支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至少框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0]依其观点，框架合同的当事人将他们之间的协议称为合同就已表明他们打算受该框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51]Saxinger也认为，原则上框架合同双方都有订立相应的个别合同的义务，但双方可以约定只有一方负有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义务。[52]例如，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应买受人的供货请求，出卖人有义务提供货物的，即表明出卖人有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3]Henrich 认为，框架合同的一方有权依照框架合同设定的条件，在特定时间或随时要求就特定量的或任意量的给付订立个别合同，另一方有应要求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4]Weber 认为，通过解释当事人的意思，可以发现订立个别合同不仅仅是一项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至少一方负有应要求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5]
另一种观点认为，框架合同并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而仅仅规定将来订立的个别合同的部分内容，[56]框架合同的典型特征就是自主性与随意性，即当事人享有决定是否订立相应的个别合同的自由。[57]Fikentscher 教授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通常情况下框架合同不包含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它的功能仅仅是规定当事人将来订立的个别合同的内容，这是它与预约的不同之处。作为例外，框架合同也可以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此时，框架合同同时构成预约。[58]Larenz 教授也赞同此观点。[59]Gebhardt 认为，框架合同确立了当事人在合同存续期间的附随义务和保护义务，但是不产生订立个别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区别。[60]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存在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也存在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Wolf 教授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框架合同：框架性基础合同（Rahmengrundlagenvertrag）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Rahmennebenbestimmungsvertrag）。框架性基础合同通常包含订立和履行个别合同的义务；除这种合同外，还有一种纯粹的框架合同，即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它仅仅规定适用于所有个别合同的从属条款（Nebenbestimmung），这类框架合同通常不包含订立和履行个别合同的义务，当事人有订立或不订立个别合同的自由。[61]Gernhuber 认为，框架合同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时，它发挥同预约一样的功能，并且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可能只存在于一方当事人，另一方有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62]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63]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框架合同在我国的实践与理论现状
我国近几年的交易实践中也开始出现框架合同，如《欧倍德中国境内货物采购框架合同》[64]等，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框架合同引发的纠纷，如“上海华德美居超市有限公司、欧倍德（中国）管理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玛卡龙涂料有限公司框架买卖合同纠纷案”[65]、“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某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66]、“佛山市康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庄旭旋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上诉案”[67]等。从这些案例看，框架合同引发的问题集中在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的效力以及二者的关系上，法院要么认为，两个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但避开二者的关系不谈；[68]要么认为框架合同下必然存在多个批次的履行合同，单个具体的履行合同是为了履行框架协议而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合同，因此，基于单个的供货协议产生的纠纷就是产生于框架合同的纠纷。框架合同规定有关本协议的纠纷交由仲裁裁决，则单个履行合同产生的价款纠纷也应由仲裁裁决，法院不予受理。[69]从法院的审理结果来看，法院之所以认为某类合同是框架合同，完全是因为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以“框架协议”、“框架合同”等命名；与之相应，法院未将其作为框架合同处理的也只是双方订立的合同未冠以此名。这表明从“形式”到“实质”的合同法发展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深入。
目前，我国民法学界并无针对框架合同的专门研究，只是有学者指出框架合同是在现代社会交易条件下，逐渐产生的新的交易和新的合同理念，[70]是为了解释合同动态系统理论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71]崔建远教授将“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作为“合同分类”章下的一节，对框架合同的效力以及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72]还有的学者在研究继续性债务关系、长期合同时，顺带提及它们与框架合同的关系并对框架合同进行简单的介绍。[73]但对于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的法律定位等框架合同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无涉及。
（二）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与约束力
《合同法》第 14 条第 1 项规定要约的内容必须具有确定性，否则要约无效，再结合该法第 21 条和第 25 条的规定，可以得出，依要约承诺过程缔结的合同自然应符合内容的确定性要求。合同内容的可确定性和确定性基本可以发生相同的作用，故应对《合同法》第 14 条第 1 项“内容具体确定”做扩大解释，将“确定”解释为“确定”和“可确定”的统称。通常情况下，合同的主要内容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即可满足合同成立的确定性要求。
框架合同订立时，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就所有的细节达成协议，故意就某些事项不作约定与框架合同的目的相符合，[74]但这是否意味着框架合同的成立不需要具备确定性呢？笔者以为，只要当事人希望在彼此之间确立一种有约束力的关系，即确立一种可诉请履行并且可以强制执行的义务，其就应同其他债务关系一样，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只是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程度可以有所缓和，而不需要像一般合同内容那样严格。
与一般债务关系不同的是，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而是包含了特殊的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除了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外，关于质量瑕疵担保、履行方式、履行费用的承担等的约定与一般的合同并无区别，它们的确定性可以通过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得到补充，并且不影响给付的内容，故它们是否满足确定性要求对合同的约束力并无影响。因此，在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方面，应着重考察的是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是否具有足够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
订立个别合同约定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是指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订立个别合同的当事人、标的和数量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通常情况下，订立个别合同约定的确定性并不能通过解释或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得以补充。但是订立个别合同约定本身也表明，框架合同的当事人将具体的给付事项留待将来的个别合同规定，从合同成立的角度看，只要双方有意订立合同，即便是特意将某项条款留待日后进一步协商也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75]正如 Weber 所言，合同成立的严格确定性要求在特殊情形下可以有所缓和，而框架合同就属于此种特殊情形，因此，框架合同的成立就构成债之关系成立应具备严格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原则的例外，不能因为框架合同的内容不具备足够的确定性而否认其约束力。[76]笔者赞同此观点，理由如下。第一，从当事人的意思角度看，当事人订立框架合同的目的是保持交易关系的稳定性，以框架合同欠缺某些要素而否认其效力，有违当事人的本意。第二，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框架合同的订立可以节约反复磋商和缔约的成本，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动辄否定框架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太符合节约集约的缔约原则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要求。第三，从合同法理论角度看，亦有学者提出，在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时，应侧重于考察当事人是否有愿意受约束的意思，而对确定性要求从宽把握。[77]
由上可知，框架合同是完全有约束力的协议，一方当事人违反框架合同的约定时，应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只是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因此它对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无太大作用。具体的权利义务产生于个别合同，当事人请求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根据也只能是个别合同，从本质上看，个别合同是独立的有约束力的合同，只是框架合同简化了其订立程序，并且个别合同未约定的内容可以适用框架合同的规定。
（三）框架合同与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
如前所述，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在德国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根据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框架合同应区分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框架性基础合同）和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的观点更为准确。框架基础性合同通常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虽然像 Fuchs-Wissemann认为的那样，框架合同确立双方之间长期的交易关系，调整多个个别合同的订立，而非在个别合同订立之后即归于终结，但这并不影响框架合同构成预约的本质，框架基础性合同包含的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也应像预约中订立本约的义务一样具有足够程度的确定性，负有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诉请其订立个别合同。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框架基础性合同并非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框架合同。
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框架合同应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这类框架合同并不赋予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而仅仅规定可以适用于将来的所有个别合同的从属性条款。Fikentscher 和 Larenz 教授提到的框架合同指的都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是相对于框架性基础合同而言的，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是指不包含像预约中那样具有足够确定性程度的缔约义务，不得直接诉请订立个别合同。但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仍然可以包含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为个别合同订立进行协商谈判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可以构成积极的合同违反（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并产生损害赔偿责任。[78]从法律适用上看，该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德国民法典》第 280 条第 1 款、第 241 条第 2 款和第 311 条第 2 款。[79]从我国法的规定来看，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是《合同法》第 42 条第 3 项、第 60 条、第 107 条。
（四）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
德国学者在阐述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时，均将框架合同与预约进行比较，其原因可能在于框架合同和预约一样都着眼于未来的合同的订立，框架合同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相关的法律关系由预约调整，框架合同与预约联系密切。我国法上原没有关于预约的规定，很长时间内，它只是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可以由当事人约定。2003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 号），对商品房买卖的预约合同做出了规定，其第 4 条规定的商品房认购、订购、预订协议实际上就是预约。我国通说认为，预约也是合同，当事人有履行预约所规定的订立本约的义务，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义务的，另一方可以诉请法院要求订立本约。[80]本约订立后，债权人即有请求给付的权利，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债权人得合并请求订立本约与履行本约。[81]需注意的是，这里存在两个诉的合并，依预约只能请求对方履行订立本约的义务，请求履行本约的依据是依预约订立的本约。
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预约必须包含订立本约的义务，框架合同可以（但不是必须）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82]因此可以基于预约诉请订立本约，但并不总是可以基于框架合同请求订立个别合同。第二，预约具有初步和暂时的性质，本约订立时预约得以履行；框架合同并不具有暂时和初步的性质，而是当事人长期合作的基础，其存续时间长于个别合同，单个个别合同订立甚至履行之后，框架合同仍继续存在。第三，预约与本约属于平行的一对一的关系，一个预约对应一个本约；而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则属于阶层性的一对多的关系，框架合同较个别合同处于高位阶且一个框架合同可能对应多个个别合同。第四，框架合同除了调整个别合同的订立外，还调整当事人长期交易的一般规则，只有框架合同的存续期间届满或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时，框架合同才归于消灭；预约仅着眼于本约的订立，并不调整长期交易关系。
（五）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的法律定位
框架合同并非《合同法》分则调整的典型合同，但可与多种类型的典型合同结合，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债务关系，因此就法律上的定位而言，框架合同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债法总则部分。在框架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债法总则的规范适用的方式基本相同，以框架买卖合同为例：首先应适用《合同法》总则关于合同订立的有关规定，此外还应适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若干问题解释（二）》的有关规定；当涉及买卖合同的具体问题时，则应适用《合同法》分则（第 251 条以下）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意见》（2012 年 7 月 1 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有关规定。
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结合的法律构造决定了，个别合同的首要功能是使框架合同不确定的内容得以确定，因此个别合同须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框架合同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合同类型，当框架合同适用于买卖合同时，当事人在其框架下订立的个别合同就是小的、具体的买卖合同；当框架合同适用于租赁合同时，其后订立的个别合同就是租赁合同。个别合同与框架合同的最大不同在于，个别合同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合同法》分则调整的典型合同。因此，个别合同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如个别合同调整的是买卖关系时，直接适用《合同法》第 130 条以下的规定，当然也包括《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当调整的是租赁关系时，则直接适用《合同法》第 212 条以下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