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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慎用逮捕权

摘　要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当树立无罪推定、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慎用逮捕措施；建立、完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等申诉权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建立和完善听取、听证及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完善跟踪监督及考评机制。
关键词：无罪推定、慎用捕权、保障人权；告知制度；听取、听证及法律援助制度；跟踪监督和考评机制。
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与公民权利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关于逮捕强制措施的实施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等（包括被告人，下同）人身自由权利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如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缺陷;司法人员执法理念陈旧，忽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对审查逮捕案件缺少必要的跟踪监督及考核机制等等。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利常常遭到侵犯而又缺乏救济途径。因此，为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慎用逮捕措施，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等的人权及其他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侦查监督工作的实际，笔者谨提出以下观点，以期抛砖引玉。
一、慎用逮捕权的必要性
1、现行司法制度的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按照这一规定，实施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１）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２）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３）有逮捕必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８６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有逮捕必要”是逮捕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之一,其涵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没有明确的界定方法和依据。是否“有逮捕必要”并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是否有社会危险性只是一种判断、分析，与承办人的业务素质、能力、水平和执法理念等都有联系。法律对没有必要逮捕的情形又没有作具体的规定。诸如不必要逮捕适用于哪几种类型的犯罪；判处什么刑罚以下可以适用，以及特殊适用规则等等。
因此“有逮捕必要的”是一个模糊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再加上由于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致使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担心，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便“高枕无忧”。至于是否有逮捕必要不加考虑。
2、现行司法人员的执法理念陈旧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和政策,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不能偏废。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审查逮捕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
从执法理念上看，司法实践中，不少执法人员仍受落后的执法思想所左右，有的把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处罚。而逮捕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它本身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刑事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执法人员，片面强调逮捕的作用，认为“只要构成犯罪”就要逮捕，逮捕才能体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有的把逮捕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侦查人员出于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疏于利用侦查技术、手段，通过侦查人员的智慧和艰苦的侦破工作去侦破案件，收集证据，而是采取一劳永逸的方法，将犯罪嫌疑人逮捕，通过刑讯逼供或指供、诱供等方式，来收集证据，也就是法学界常说的，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有的出于“求稳怕错”的思想。适用是否“有逮捕必要”条件的度难以把握，风险比较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并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如果适用“无逮捕必要”作不捕，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外逃、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检察机关承受的压力很大。因此从“求稳怕错”的思想出发，办案人员不愿冒这样的风险，因而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犯罪嫌疑人也作了逮捕。
3、逮捕权滥用的后果
第一，没有严格依法办案,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没有逮捕必要应当属于当事人的权利，而非司法机关的权力。“过去我们比较突出强调打击犯罪，仅仅把检察机关看做惩治犯罪的国家机器。按照现代司法更加科学、民主、文明、公正的发展趋势来看，司法工作面临很重要的转变。我们要转变到更全面的观念上来，要通过司法活动不光惩治犯罪，同时保护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活动打击犯罪固然是一层意义上保护，保护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的权益。但在法治社会的诉讼活动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利益是需要关注和考虑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更充分、更全面地保障各方面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现代法治对司法工作提出的一个鲜明要求。”
第二，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审理，定罪处罚，从法律上讲，他（她）还是个“无罪”的人，因此除非确系必要，不应当逮捕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此外，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也不利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更好贯彻，不利于减轻检察环节的国家赔偿压力。
第三，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逮捕必要而逮捕，致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看守所经常处于超定额羁押状态,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看守所只能容纳羁押八个人的监房里，却羁押了近二十人，致使羁押人员晚上只能坐着睡觉，客观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休息权利，也不利于看守所的管理及羁押人员的卫生、健康等，从而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必要逮捕的。
第四,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其目的除了惩罚犯罪，通过对犯罪人本人的处罚，达到特殊预防，并警示他人外，还有一个改造、教育的功能，这就是改造、教育当事人，使其改邪归正，回归社会。而对于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这种严厉的强制措施，在客观上会在其心灵深处投下阴影，不利于其今后顺利地回归社会。另外也不利于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使一些初犯偶犯以及青少年犯在羁押过程中成为传授犯罪方法或教唆犯罪的对象。
4、国际人身强制措施,的发展趋向
鉴于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本身的风险性,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基于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这一共识,各国均对人身保全措施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而防范强制措施风险的另一有效方法,是保释制度。在西方国家,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都可以被保释。正是由于保释制度的存在,使刑事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控制降低到了最大限度,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强制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英美法系中,羁押的释放主要体现为保释制度。从渊源上看,美国的保释制度起源于英国,因此两国均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从理论上,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两国均创立有一种有利于保释的法律上的推定,除少数情况外,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应保释出去等待审判。
二、关于对犯罪嫌疑人慎用捕权 ，保障其基本人权的几点构想
（一） 树立无罪推定，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慎用逮捕权。
惩罚犯罪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往往会发生矛盾冲突。如在在审查逮捕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而根据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和政策,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不能偏废。如果只注重打击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势必导致蔑视法制、滥用捕权，这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而且，这样做不仅不能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相反将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为严格把握逮捕条件，慎用逮捕措施,首先要认真把握“有无逮捕必要”的立法精神，坚决摒弃“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全面正确理解、严格执行关于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律和政策。据此，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一般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
（一）偶犯、初犯、过失犯；
（二）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三）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四）犯罪预备、未遂或中止的；
（五）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六）全部退赃、退赔并有悔罪表现的。
但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社会危险性的，即使符合上述六点，也应当依法予以逮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有无逮捕必要”的举证责任在司法机关。也就是说，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社会危险性的，而审查逮捕的案件具有上述六种情形之一，且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一般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
当然，如果一昧地讲人权保障，不讲打击犯罪，特别是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杀人、抢劫、强奸、投毒等恶性犯罪等等,如果不进行有力追究和严厉打击，势必导致犯罪猖獗，人民无法安居，社会不得安宁，国家建设、经济发展随之化为泡影，这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因此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社会影响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为了严厉打击犯罪，一般应当予以逮捕。
（一）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或主犯；
（二）犯杀人、抢劫、强奸、投毒等恶性犯罪，应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且认罪态度不好的；
（三）累犯、惯犯，或可能继续危害社会或恶习较深的，缺乏保障诉讼必要条件的；
（四）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
（五）其他可能有碍侦查的。
（二） 建立、完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等申诉权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
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完全由司法机关决定，作为被控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接受，没有申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认为司法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有错误，对被采取的强制措施不服时，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因此，为促进司法透明，加强社会监督，保障逮捕措施的正确实施，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应当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首先告知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如：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对与本案无关问题的讯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侵权提出控告的权利；对侵权提出控告的权利；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诉权以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
同时也应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诉权。
（三） 建立和完善听取、听证及法律援助制度。
在审查逮捕阶段，为防止错误逮捕、保障犯罪嫌疑人参与诉讼，笔者认为检察人员除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意见外，还应当认真听取侦查人员、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等人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意见。具体如下：
　　　　　　　　　　　　　　　　略论同性性强暴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郑闻胤

摘要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不少前所未有的同性性强暴案件.在中国逐步走向法治化的今天,同性性强暴也旧成了万众瞩目的热点话题.本文就此新出的社会问题,立足于法理学、刑法学和现行法律规章，及结合社会实践，从同性性强暴的存在现状、司法实践及完善立法三个方面问题提出个人肤浅看法。

关键词 同性性强暴 性权利 完善立法 强奸罪 性行为
　　
引 言
　　随着社会逐步走向开放与多样化的今天，同性性强暴案件频频发生，它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难题。笔者参照《刑法》中强奸的定义，依据现实中出现的案例，对同性性强暴作出如下定义：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他人意志，强迫与他人发生违背自然规律的同性性行为。同性性强暴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性权利，特别是男性公民的性自由权。事实上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影响极其恶劣，危害了社会关系的稳定。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却没有对同性性强暴行为作出具体的明文规定，因此在现实的案件中，就不能对该行为进行合理的处罚。法律的真空使受害人的性权利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如何对同性性强暴进行法律规范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立法问题。
　　
一、同性性强暴存在的现状分析
　　(一)同性性强暴产生的社会原因
　　据《新京报》报道：受害人孙战，21岁，安徽淮北人，郑州市某行政机关的一名保安。2003年6月，孙战受到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张某的性强暴。
　　据《郑州晚报》报道：2004年4月7日凌晨1点，在郑州某公园内，男青年张华被一陌生男子哄骗到其家，睡着后遭性强暴。案发后张华报警，警方及时将施暴男子抓获归案，该施暴男子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看见张华那么帅气，就诱骗到家中后强暴张华。
　　同性性强暴屡见报端，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笔者初步考察了它产生的社会原因：1、性观念发生的变化是产生同性性强暴的前提条件。近年来，随着性开放思潮的影响，人们传统的性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性行为的方式也变得多样化起来，除了传统的男女之间性交以外，还存在口交、肛交、使用性工具性交等方式；性交主体也从异性之间，转变为同性之间。性交方式的多样化，促使同性性强暴成为了可能。2、大量同性恋者的存在是产生同性性强暴的基础。同性恋行为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在社会走向多元化与包容化的今天，同性恋者基本上得到社会的普遍理解，根据卫生部官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同性恋人群基数大约为4000万，它已经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真正族群。在当前同性间婚姻法律并不认可的情况下，同性性关系必然存在失衡状态，当这种情况发严重时，就必然会出现同性性强暴这一社会现象。
　　
(二)同性性强暴的社会危害性
　　现实频频发生的案例表明，同性性强暴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性权利，公民享有性自由权，同性性强暴对公民的性自由权构成侵害，同时也侵害到公民的身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现实证明，同性性强暴造成的伤害并不亚于异性间性强暴行为，它会给受害者的身体与心理造成极其严重的心理创伤，影响受害者自我认同感，使心理承受能力弱的被害人容易发生心理扭曲和崩溃。2、对于社会秩序的危害，目前，同性性强暴的受害方，常常会选择"私力"救济的方法，往往采用违法手段来报复施暴者，造成社会秩序进一步破坏；另外由于现在同性性强暴不是犯罪行为，这将纵容施暴者实施同性性强暴行为，造成此类案件不断增多。3、增加了传播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实施同性性强暴的行为人一般都是同性恋者，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同性恋群体中感染性病艾滋病的比例是非常高低的。在发生同性性强暴时，非常容易传染性病与艾滋病。特别是男性之间进行的肛交，容易导致又薄又脆弱的直肠粘膜破损，施暴者精液中的艾滋病毒（HTV）极易通过直肠粘膜内的细微损伤处，与对方的血液接触而传播。
　　
二、社会司法实践中案例的浅析
　　(一)中国首例同性性强暴索赔案
　　据《法制日报》报道：2004年8月21日凌晨，受害人16岁少年在打工的酒店包间内被38岁的男经理以暴力手段强行与他发生同性性行为。事发后，该少年及时报警，施暴者被抓获归案，该男经理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者并供诉了整个性强暴的实施过程。8月23日大连市公安局中同分局根据施暴者的供述，受害人的证词及医院诊断书，查明同性性强暴事实后，依据《治案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属于"流氓活动"，对其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2004年9月，受害少年聘请律师，将施暴者告上法庭请求人身损害赔偿，12月9日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同性间性暴力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异性间性暴力行为，判令施暴者赔偿原告人民币五万元。
　　该案后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该老板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该受到刑事处罚，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
　　
(二)司法实践中的无罪认定
　　在本案中，施暴者实施暴力手段，侵犯了他人的性自由权，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施暴者未能以强奸罪论处，仅依据《治安处罚条例》被处以15日拘留这个最为严重的处罚。在民事方面，施暴者承担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目前，同性性强暴的受害者可以寻求民事法律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人格尊严权不受侵犯，同性性强暴严重危害上述公民法定权利。据此，受害者可以直接以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害人赔偿损失。当然，民事赔偿是在目前法律规章下的无奈之举，根据《民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很明显，对于这种突发性的暴力性强暴事件，并不利于原告方举证，民事法律方面的保护也就大打折扣。它并不能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更不能制止和防范同性性强暴案件的再次发生。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认定同性性强暴不属于犯罪是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在我国1997年制定的《新刑法》中，引入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的含义是：什么行为是犯罪，对具体犯罪行为应有什么样刑罚，都必须由法律预先加以严格规定；如果法律对某种行为未加规定，那么即使该行为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也不能对其进行定罪量刑。这一原则的实施，的确会放纵一些像同性性强暴这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处罚，从而导致个案中公正遭到牺牲；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的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治精神，这种原则更有利于严格限制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使公民权利得到更好更广泛的保护。笔者认为：实体上的不公正，是个别案件正义上的缺失，而程序上的不公正，则是社会全部司法制度正义性的普遍丧失。我们不能因为处罚同性性强暴这种新现象，而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当现有的法律制度对此无能为力时，就需要通过立法程序来修订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使其能够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
　　
(三)我国法律的盲点
　　笔者就我国法律有关同性性强暴的规定作一简单回顾。1979年《刑法》关于同性性强暴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中规定的："其他流氓活动"及1984年11月2日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鸡奸幼童的、少年的或者以暴力、胁迫等多次鸡奸，情节严重的即构成流氓罪。这里鸡奸即同性性强暴。
　　在1997年《刑法》制定时，为了更好适应法治化的要求，分解流氓罪这一个过于笼统的"口袋罪"，在《新刑法》中将流氓罪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四个新罪名，并取消了原流氓罪的法条。在新分的四个罪及其他各项罪名中，均找不到有关同性性强暴的规定，可以说，同性间性强暴成为我国现在法律的盲点。

三、完善同性性强暴立法的构想
　　(一)考察同性性强暴立法的可行性
　　1、刑事立法必要性
　　目前，我国刑法中的强奸罪只对妇女的性权利进行法律保护，而对男子的性权利保护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其实，性自由权并不是女性公民所独有的，也不能认为只有女性公民性权利才受法律的保护。简单地把侵害性权利的行为理解为是男性对女性公民性权利的侵害，而人为地把同性间及女性对男性的性侵犯排除在刑法保护地范畴以外，是极不适当的。2、同性性强暴与强奸行为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刑事立法阶段，犯罪的本质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性性强暴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民性权利，公民性权利是构架公民人身权利完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性性强暴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我国社会安全和稳定。社会司法实践证明，同性性强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严重程度，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多发性，一般的治案处罚措施已经无法有效防止其发生，同性性强暴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与其接受处罚不能相适应，过轻的处罚还可能纵容同性性强暴行为。3、同性性强暴立法体现了社会正义，这样的法律价值符合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人民群众能普遍接受和自觉遵守。因此，刑事立法就有必要考虑对该行为进行明文规定，动用刑罚予以惩治和预防。从而保护更为广泛的公民性权利。
　　
2、国外立法实践
　　在世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同性性强暴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和相当普遍性。为了适应性侵犯多样化发展，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均有对同性性强暴作出明文规定，同样是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台湾《刑法》把同性性强暴情形归入猥亵罪中。台湾《刑法》中猥亵罪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点：(1) 犯罪侵犯客体是公民的性权利。(2)客观上实施了猥亵的行为，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人不能反抗的。这里猥亵行为又称之为不自然的满足性欲的行为，即除了自然满足性欲行为的男性对女性奸淫外，其它一切不自然满足性欲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如男性同性性交、人兽相交、妇女同性性交、妇女对男子之强制奸淫、口交、手淫、抚摸阴部、臀部或乳部等行为。但台湾刑法典中的猥亵行为不包括拥抱、接吻等不能排泄性欲的行为。(3) 主观上存有强制猥亵的故意。(4)犯罪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公民。与台湾立法不同的是，在1994年法国刑法典中，它将同性性强暴定为强奸罪，其中包括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该"任何性进入行为"就指肛交、口交以及异物进入等性侵害方式。
　　总之，强奸罪作为对人权的性权利最低限度的保护，一个完善有效的强奸罪立法是每个法治国家的基本责任。基于此，结合国外立法与司法实践，联系我国的基本国情，把同性性强暴行为纳入刑法明文规定的范围内，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
　　
(二)修改强奸罪的立法构想
　　在对同性性强暴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刑法中修改强奸罪是比较符合同性性强暴这种严重性强暴行为的特征，也与我国目前的法治国情基本相适应。具体设想如下：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强奸妇女、奸淫妇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四)二人以上轮奸的；(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笔者将该法条作如下修改设想：第二百三十六条，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他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儿童的，胁迫他人实施强奸的，以异物对妇女实施性进入的，以强奸论。强奸他人，奸淫儿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二)强奸他人，奸淫儿童情节恶劣的；(三)强奸他人、奸淫儿童多人的；(四)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他人的；(五)二人以上共同轮奸的；(六)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1、对上述罪名的"强奸"和"性行为"应重新定义。"强奸"应作定义如下：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他人意志，强迫他人进行性行为的行为，性行为也应作定义如下：(1)指男女之间的性交，即男女异性阴茎与阴道的交媾行为；(2)男性之间及男女之间的肛交和口交；(3)女性之间借助性工作实施强奸行为；(4)以异物进入妇女阴道的行为。
　　2、本罪的特征如下：(1)本罪的客体是公民的性权利，包括女性公民和男性公民的不实施性行为的权利。(2)本罪是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背他人意志，采用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迫他人实施性行为。(3)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女性可以成为本罪的实行犯，女性对男性性强暴，可以借助药物麻醉或利用药物刺激男性，致使男性和她发生性关系；女性对女性性强暴可以使用性工具及其他的物品插入受害人的阴道里。(4)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违背他人意志，强行逼迫他人进行性行为的目的。
　　3、本罪的即遂标准问题，参照现在强奸罪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的既遂标准，笔者认为，修改后的强奸罪采用"插入说"标准是比较科学的，具体分两种情况来分析：(1)男性犯罪人只要把阴茎插入被害人的阴道、肛门或嘴巴，即可认定为强奸罪既遂。(2)施暴者只要将任何异物进入妇女阴道内就构成该罪。现实中，曾有少女用碑酒瓶强行插入受害女的阴道里，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此类令人发紫的行为危害性往往超过传统的强奸。
　　4、如果行为人犯教罪或者一种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按照罪数理论和刑法中有关罪数的特别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