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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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09年农历十月份，被告人吴林喜开出每月一千元工资的待遇，雇请被告人胡金秀帮其清洗五粮液、剑南春白酒空瓶，并教授给胡金秀清洗的方法。胡金秀同意并在江西省鄱阳县柘港乡金潭村委会被告人彭秀青姐夫的房子内清洗了一段时间酒瓶后，吴林喜见胡金秀清洗得很彻底，便进一步提出让胡金秀帮其用低档绵竹大曲酒直接装入清洗好的五粮液、剑南春白酒空瓶内，灌制成假冒五粮液及剑南春白酒。之后，由吴林喜负责低价购入绵竹大曲，并将灌制假酒所使用的五粮液、剑南春酒包装及商标等原材料运送至制假窝点，然后由胡金秀负责洗瓶、灌装、封瓶、装盒等一系列的工序。在此期间，彭秀青有时也会来给妻子胡金秀帮忙打下手、搬货卸货等。至2010年1月14日，鄱阳县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将该制假窝点查获，并当场扣押了剑南春白酒543瓶（52%vol、500ml）、五粮液白酒314瓶（52%vol、500ml）、绵竹大曲白酒420瓶（52%vol）及若干制假原材料。经鉴定，所查获的五粮液白酒及剑南春白酒均为假冒产品，所使用的外包装等材料亦属假冒，其中假冒五粮液白酒314瓶价值人民币159 826元、剑南春白酒543瓶价值人民币194 394元，总价值人民币354 220元。

　 【分歧】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的认识问题，由此产生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2009年，被告人吴林喜先后雇用被告人胡金秀清洗五粮液、剑南春空酒瓶及为其生产假酒，由吴林喜负责提供制假原材料、胡金秀负责洗瓶及生产工序、被告人彭秀青帮忙装箱、搬货。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行为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评析】

　　所谓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客观表现

　　首先，行为人必须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一方面，行为人使用商标的商品与注册商标的商品属于同一商品，另一方面，行为人所使用的商标与他人的注册商标相同。所谓使用，是指附着于商品的商标使用，即可能表现为将他人注册商标标于商品的包装，也可能表现为将其标于商品本身，但都必须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这就需要正确理解“同一种商品”及“相同”商标的含义。

　　其它，行为人假冒的商标，必须是他人注册的商标。中国《商标法》对商标专有权的取得采取注册原则。商标注册，是指商标所有人为了取得商标专用权，将其使用的商标，依照国家规定的注册条件、原则和程序，向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商标局经过审核，准予注册的法律事实。经商标局审核注册的商标，便是注册商标，享有商标专用权。假冒他人注册的商标的，才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这里的他人是指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并依法取得商标专用权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者，包括外国企业和外国人。

　　最后，行为人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商标法》第40条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据此，经过注册商标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是合法行为，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商标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的产地。实践中有的被许可人使用他人商标，却不在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的产地。这种行为违反了《商标法》，也会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既然使用注册商标本身得到了被注册所有人的许可，就不构假冒注册商标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认定

　　本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故意的内容表现为，认识到自己使用的商标与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相同，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但有意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行为人的动机多种多样，如有的是为了获得非法利润，有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某种荣誉，有的是为了和名优产品争夺销售市场，但不同的动机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除了必须符合上述条件外，还要求情节严重。根据司法实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诉：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假冒他人驰名商标或者人用药品商标的；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造成恶劣影响的。

　　另外，近年来假冒名酒瓶贴图案欺骗消费者案件增多，因为名优酒类的特定名称以及瓶贴装潢起到了商标的作用，成为消费者认购的一种显著标志。为了加强对名优酒类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国家商标局根据企业的要求，已经将十三家酒厂的名优酒 ( 如“贵州茅台”酒、四川“五粮液”酒 ) 的瓶贴装潢中起到商标作用的部分，作为商标予以注册，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假冒这十三家名酒瓶贴的案件，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论处。

　　本案中，被告人吴林喜、胡金秀以非法营利为目的，未经“五粮液”、“剑南春”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货值金额高达354 220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彭秀青明知胡金秀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而提供帮助，其行为亦触犯刑律，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综上，笔者同意按第二种意见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论减刑的法律性质

王能干

一、减刑的概念及其特征
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据此，刑法上所说的减刑是指被判处一定刑罚措施的犯罪分子，如果在执行期间，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就可以给予刑罚种类的变更，或者刑期的缩短。减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减刑的对象是正处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罪犯。这一点是区分减刑与量刑制度的根本所在。同为立功表现，如果是出现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则可以作为一项量刑制度，对犯罪嫌疑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在执行阶段有立功表现，则只能作为一项减刑的前提行为，从而引起减免刑罚的结果。
2.减刑针对的是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以及无期徒刑的罪犯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判处的刑罚均是自由刑，而自由刑的轻重是以刑期的长短来确定的。如果有期限，则在此期限内予以减免，如果没有期限，则通过法定程序裁定一个确定的刑期。
3.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其减刑的内容是刑种的变更，即从无期徒刑向有期徒刑的变更；而对于判处管制、拘役及有期徒刑的罪犯而言，其减刑的内容则是刑期的缩短。
4.对于减刑的适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当罪犯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行为时，才有可能或者必须提起减刑的程序。
5.减刑既包含实体法上的内容，即对刑罚的运用，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也具有程序法上的内容，即根据特定的程序进行处置。
二、减刑的适用范围
关于减刑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就中国的刑法而言，目前所说的减刑主要针对的是少数几种自由刑的减免，尚未涉及权利刑、财产刑、生命刑的减免。需要注意的是，死缓两年期满后的处理方法及附加刑是否适用减刑制度。
1.死缓两年期满后的处理不应属于减刑范畴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下称死缓）在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处理方法，笔者认为，不应当列入我们所要探讨的减刑之中。理由是：
第一，死缓在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处理方法，是刑法规定的必然处理方式之一。死缓即生命刑的缓期执行，“实际上指死刑缓期执行的执行，核心内容是死缓考察的执行。”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页。）死缓并不是独立的刑种，它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两年的考验期，是否有故意犯罪，是是否执行死刑的标准。而没有故意犯罪，两年期满后，根据其表现，减为无期徒刑或者相应刑期的有期徒刑，则是法律规定的必然结果。而我们要探讨的减刑，虽然在服刑罪犯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时，减刑是应当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应当裁定减刑，减刑的幅度是多少，却是或然的。
第二，判处死缓的罪犯，在两年期满后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自此以后的减刑问题，则与我们所探讨的减刑是一致的。这一点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颁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得到证明，“根据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二年）”。当然，判处死缓的罪犯在两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与第一次判决即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实际执行的最少刑期上还是有所差别的，前者为不得少于十二年（不含死刑缓刑执行的二年），后者根据刑法第七十八的规定为不得少于十年。
2.附加刑一般不应适用减刑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减刑的性质是对刑罚的减免，而又不包括一切刑罚的减免，那么刑法为什么不规定一个统一的减刑制度，将所有刑罚在执行过程中的减免都涵盖进去呢？笔者认为，基于刑法主要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而有些刑罚种类的变更，在某种程度上，对罪犯执行刑罚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或者说，对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虽然罚金和没收财产都具有刑事惩罚的性质，但却远没有判处自由刑的刑罚那么严厉。同时，根据刑法的规定，附加刑也要比主刑的适用范围窄，这一特征证明了主刑在适用上的广泛性，附加刑中除了剥夺政治权利是有一定的期限，罚金可以分期限缴纳以外，其他的刑种基本上是一次执行完毕的。对于一次性就可以执行完毕的刑罚，再因为特定的法律条件，在极短的时间内予以减免，既显得不合情理，也显得法院的判决不够严肃。因此，对于期限性不明显的刑罚以及威慑力本来就不是很强的刑罚，比如缓刑，制定减刑制度，就会失去刑法的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
三、减刑的法律性质
刑法规定减刑的条文较少，而刑事诉讼法则对减刑的程序以及减刑的幅度、限制性条件等规定了较大的篇幅。据此，有学者认为，减刑是程序法上的制度。笔者认为，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很多减刑的内容，但减刑制度却主要是一项实体法上的制度，程序法只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
首先，刑罚的目的是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虽然刑事责任和刑罚有所区别，但是，减刑作为一项刑罚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减免罪犯的刑罚。而刑罚的减免，也就体现了罪犯的刑事责任得到了相应的减免。与罪犯的刑事责任直接相关的法律应当属于实体法的范畴，而在刑事法律里，程序法是通过规定不同的程序，来实现追究罪犯的刑事责任这一目的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减刑应当主要是一项实体法上的制度。
其次，刑罚的实质内容是以刑罚的彻底执行来实现的。刑罚能否得到执行，以及刑罚执行的效果如何，直接决定了刑罚的功效。无论是哪种刑法类型的国家，都不应忽视刑罚的功能。刑罚过轻，达不到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刑罚过重，虽然在短时间内会遏制犯罪的高发态势，但是，过于严苛的刑罚只会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敌视，从而出现更加猛烈的犯罪浪潮。“刑罚本身是一种恶，每一种刑罚都具有强制之恶，痛苦之恶，恐惧之恶，错误控告之恶和衍化之恶。因此，立法者在规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时刻注意这种恶的代价，不应当规定和适用滥用之刑，无效之刑和过分之刑，昂贵之刑。” （张智辉：《论刑法理性》，《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正因为如此，减刑制度可以作为刑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尽合理的补充，对于在刑罚执行期间改造表现良好，有悔罪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罪犯，给予一定的刑罚的减免，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功利性。中国的减刑制度，古已有之。如“唐代为加强狱政监督，进一步完善了录囚（又称虑囚）制度。自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亲录囚徒始，历代相袭，变为常制。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每视朝，亲录囚徒，以致数额多达二三百人。凡经录囚之后，犯人有罪多得减轻处罚。”（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大多数情况下，减刑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对刑罚制度的某些缺陷予以直接或者间接的修正与补充，而这种对刑罚制度予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理所当然的应当包括在实体法的范畴之内。就我国的刑事法律之规定来说，刑法主要规定的就是减刑的实质问题，如哪种刑罚类型可以减刑，什么情况下可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又有哪些要求等等，而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减刑实现的程序等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减刑制度主要是一项刑事实体法上的制度。
再次，减刑是在刑罚执行中因为出现了法律规定的事实，而对需要执行的刑罚予以减免。关于这一点，最容易引起误解。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减刑制度的存在，冲击了法院的审判权，甚至是对法院司法独立的限制。其实，罪犯在服刑期间因特定表现获得减刑与罪犯触犯了刑法应当受到惩处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即由于出现了法定的事实，而出现了对其刑事责任进行追究的结果。一种是积极的后果，即减免其刑罚，一种是消极的后果，即决定其刑罚。引起上述后果的法定事实，一种是积极的行为，即罪犯的积极悔改行为或者立功行为，一种则是消极的行为，即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没有后一种行为即犯罪行为就没有刑罚，没有刑罚就没有减刑的存在。只有犯罪行为与刑罚均存在的情况下，减刑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减刑制度与罪犯的犯罪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任何时候，对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减刑都应当考虑其最初所犯下的罪行。
最后，程序法特别是诉讼法，其主要内容是依据特定程序来进行的。如刑事诉讼程序，“是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遵循和依据的顺序、程式、方法和步骤。刑事诉讼是国家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是一种具有特定内容、要求和形式的活动。” （宋英辉、李忠诚主编：《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刑事诉讼不仅仅具有特定的内容、要求和形式，并且刑事诉讼还具有特定的内涵。如刑事诉讼由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组成。反过来看减刑制度，虽然作为一种程序而言，减刑的裁判是由人民法院来进行的，但是，在减刑程序里面，控诉方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减刑的提起，不是因为犯罪行为，而是因为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积极改造行为或者立功行为，不存在确定或者加重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也就毋须控诉方的出现。当然没有控诉方，辩护方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按照严格意义上的规定，减刑程序就不是诉讼程序，而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程序。
综上所述，减刑制度主要与减免罪犯的刑事责任相关，应当主要是一项刑法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