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四种招标机电产品免领出口许可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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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四种招标机电产品免领出口许可证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四种招标机电产品免领出口许可证的通知
1999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经贸委（厅、局），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海南省商业贸易厅，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关于放宽边境贸易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扩大边贸出口，在《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知》（〔1998〕外经贸政发第844号）的基础上，现就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出口四种招标机电产品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通过指定边境口岸出口属招标管理的四种机电产品（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电风扇、单缸柴油机），可以视同一般机电产品出口，不受机电产品出口招标管理规定的限制，一律免领出口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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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架构分析
——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时下，围绕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如火如荼，不同版本的修订方案和专家建议稿随之浮出水面。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扩大受案范围、提高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放宽原告资格要求、改变经复议后的被告确定规则、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架构及安排问题则很少被提及。而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我们打破现有条文架构束缚、全面反思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拟聚焦于行政诉讼架构的初步分析，意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行政诉讼架构的提出及其讨论价值
行政诉讼架构是本文为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安排而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行政诉讼的运转基点及由此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标新立异，而旨在思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对行政诉讼架构问题展开讨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实现
行政诉讼架构是行政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化，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如何确定就存有争议。[1]然而，《行政诉讼法》依然作出了至今备受争议的第1条规定。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这一安排固然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有关，[2]不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与行政诉讼的架构有密切关联。
正是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中性的审查和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整体制度安排的基点，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等同于支持原告、行政行为合法维持视为维护行政权威的结论。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会再有争议。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3]现有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偏重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这一点一直遭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批评。
（二）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安排及运转
行政诉讼既是法院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也是复杂的程序活动。原告、被告围绕哪一基点展开争议和对峙，法院以哪一中心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关注焦点，皆与行政诉讼的架构密切相关。是以双方之间的行政争议还是原告诉讼请求，抑或被诉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基点并安排相应的制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运转。
（三）涉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关系处理
行政诉讼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法、刑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行政诉讼法既非单纯的‘行政法’，又非单纯的‘诉讼法’。在广义上，它是公法上的法律争议的法院程序法；同时，它也是通过各种具体裁判去实现宪法和行政法的方式。”[4]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在必须与行政法安排建立起内在联系的前提下，未必需要对行政实体法亦步亦趋，而需要遵循诉讼本身的安排。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不一定需要与行政主体一一对应；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5]
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和安排采用的是纯粹的、彻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心主义。[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下表的统计表明，[7]行政行为不仅决定着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安排，而且主导着行政诉讼的展开，原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为捍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法院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强调和倚重，甚至到了忽视原告诉讼请求的地步，并曾经给司法裁判带来了难题。[8]
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之时，行政法制度刚刚起步，面对行政诉讼这一需要调节法院的司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公民的救济权三重互相交织的基本关系的特别场域，立法者选择并确定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连接三方的介质，实属不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因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所确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第54条所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标准，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与违法标准的认知，更是学术界对这一认知在立法上的固化。回望行政法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安排，的确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
不过，在我国行政诉讼已确立20多年后的今天，行政诉讼是否要沿袭或复制这一架构，依然实行完全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值得我们反思。
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能否涵盖所有类型的行政争议值得怀疑
自《行政诉讼法》引入“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以来，何谓“行政行为”聚讼至今。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10]尝试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中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代之以描述。[12]在有关起草者看来，《若干问题解释》摒弃的正是《贯彻意见》所代表的过往行政法学界采用的狭义行政行为界定，而采用的是广义的行政行为，从而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其“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授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13]
《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14]在广义行政行为下，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程序性行政行为等诸多类别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然无明确的结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的可诉性及可诉性行为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5]（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详尽列举可诉行为的范围，起草者费力解释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为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16]为此，有学者开始了倡导推翻行政法学界一直采用的行政行为定义，用广义的行政行为统一行政行为界定的学术努力。[17]
福建省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发《厦门市职业介绍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市就业服务中心、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市劳动监察大队：
为了加强对职业介绍机构的规范管理，保护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局制定了《厦门市职业介绍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下发，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OO四年十一月九日
主题词：劳动就业 职介机构管理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办，市府办，市法制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各区就业服务机构，本局有关处室及事业单位。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04年11月10日印发
厦门市职业介绍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职业介绍行为，促进劳动者就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利性的职业介绍、通过职业介绍进行求职或者招用劳动者，适用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职业介绍必须遵循合法、公正、公开、诚实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依法建立劳动关系。
第三条 职业介绍依法实行行政许可制度。设立职业介绍机构须经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第四条 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必须依法设立专门的职业介绍机构。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机构名称、明确的章程、业务范围和财务制度。
（二）有两名以上持有《厦门市职业介绍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
（三）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营业场所，其营业场所须在同一单独平面内且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
（四）具备开展职业介绍的设施，即：二台以上办公电脑及打印机；一台34寸电视机；一部传真电话；与市就业管理信息网络联网的相关设备。
（五）不少于五万元的开办注册资金。
第五条 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应向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规定和要求报送以下材料：
（一）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申请表。
（二）业务范围、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
（三）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营业场所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租赁年限不少于一年，并提供出租方房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消防部门出具的营业场所消防安全许可证。
（五）主要办公设备清单。
（六）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证明。
（七）从业人员的花名册、《厦门市职业介绍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和身份证明。
第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审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后，在劳动保障网站上或用其它方式公示三天，接受社会监督，并在十五日内做出是否批准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决定。对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对批准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向申请人颁发《厦门市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七条 经批准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在取得《厦门市职业介绍许可证》后应到工商行政部门注册后方可营业。
第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实行全省统一标识。
第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实行一证一点经营，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不得出租或转借《职业介绍许可证》。变更营业地点或终止职业介绍活动的，应到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或终止手续。
第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到市物价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并按全市统一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
第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介绍符合本市免费服务规定的求职者就业，应提供免费服务；就业成功的，政府对职业介绍机构进行补贴。
第十二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从事下列业务：
（一）收集、发布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
（二）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进行求职和招聘登记；
（三）为求职者提供招聘信息；
（四）为用人单位和居民家庭提供求职信息；
（五）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险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
（六）组织、指导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双方洽谈，指导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中从事职业介绍的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即必须接受市劳动保障局的资格考核，取得全市统一的《厦门市职业介绍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职业介绍工作。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人员实行挂牌上岗制度。
第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合法证照、批准证书、服务项目和标准、服务承诺、管理制度、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举办劳动力交流洽谈会，应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必须与市就业管理信息网络联网运行，职业介绍信息应及时录入电脑，职业介绍活动应在就业管理信息网络中进行，就业信息全市共享，求职推荐信应由电脑打印。
职业介绍机构发布的信息应有委托人出具委托书为证，超出委托人委托期限的招聘信息应及时删除。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规定在就业管理信息网络上据实填报统计报表。
第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实行服务质量监督制度。
全市职业介绍机构均应与市就业服务中心签订服务质量责任书，并接受相应的服务质量监督测评。
市就业服务中心定期开展全市职业介绍机构服务质量监督测评。经测评成绩优良的职业介绍机构，予以评定星级并通报表彰。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劳动保障部制定的《职业介绍服务规程》，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各项职业介绍服务。
第十九条 设立中外合资合作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二00四年十二月一日起实施。
——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时下，围绕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如火如荼，不同版本的修订方案和专家建议稿随之浮出水面。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扩大受案范围、提高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放宽原告资格要求、改变经复议后的被告确定规则、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架构及安排问题则很少被提及。而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我们打破现有条文架构束缚、全面反思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拟聚焦于行政诉讼架构的初步分析，意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行政诉讼架构的提出及其讨论价值
行政诉讼架构是本文为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安排而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行政诉讼的运转基点及由此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标新立异，而旨在思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对行政诉讼架构问题展开讨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实现
行政诉讼架构是行政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化，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如何确定就存有争议。[1]然而，《行政诉讼法》依然作出了至今备受争议的第1条规定。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这一安排固然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有关，[2]不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与行政诉讼的架构有密切关联。
正是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中性的审查和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整体制度安排的基点，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等同于支持原告、行政行为合法维持视为维护行政权威的结论。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会再有争议。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3]现有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偏重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这一点一直遭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批评。
（二）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安排及运转
行政诉讼既是法院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也是复杂的程序活动。原告、被告围绕哪一基点展开争议和对峙，法院以哪一中心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关注焦点，皆与行政诉讼的架构密切相关。是以双方之间的行政争议还是原告诉讼请求，抑或被诉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基点并安排相应的制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运转。
（三）涉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关系处理
行政诉讼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法、刑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行政诉讼法既非单纯的‘行政法’，又非单纯的‘诉讼法’。在广义上，它是公法上的法律争议的法院程序法；同时，它也是通过各种具体裁判去实现宪法和行政法的方式。”[4]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在必须与行政法安排建立起内在联系的前提下，未必需要对行政实体法亦步亦趋，而需要遵循诉讼本身的安排。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不一定需要与行政主体一一对应；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5]
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和安排采用的是纯粹的、彻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心主义。[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下表的统计表明，[7]行政行为不仅决定着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安排，而且主导着行政诉讼的展开，原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为捍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法院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强调和倚重，甚至到了忽视原告诉讼请求的地步，并曾经给司法裁判带来了难题。[8]
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之时，行政法制度刚刚起步，面对行政诉讼这一需要调节法院的司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公民的救济权三重互相交织的基本关系的特别场域，立法者选择并确定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连接三方的介质，实属不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因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所确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第54条所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标准，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与违法标准的认知，更是学术界对这一认知在立法上的固化。回望行政法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安排，的确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
不过，在我国行政诉讼已确立20多年后的今天，行政诉讼是否要沿袭或复制这一架构，依然实行完全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值得我们反思。
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能否涵盖所有类型的行政争议值得怀疑
自《行政诉讼法》引入“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以来，何谓“行政行为”聚讼至今。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10]尝试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中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代之以描述。[12]在有关起草者看来，《若干问题解释》摒弃的正是《贯彻意见》所代表的过往行政法学界采用的狭义行政行为界定，而采用的是广义的行政行为，从而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其“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授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13]
《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14]在广义行政行为下，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程序性行政行为等诸多类别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然无明确的结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的可诉性及可诉性行为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5]（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详尽列举可诉行为的范围，起草者费力解释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为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16]为此，有学者开始了倡导推翻行政法学界一直采用的行政行为定义，用广义的行政行为统一行政行为界定的学术努力。[17]
厦门市职业介绍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发《厦门市职业介绍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市就业服务中心、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市劳动监察大队：
为了加强对职业介绍机构的规范管理，保护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局制定了《厦门市职业介绍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下发，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OO四年十一月九日
主题词：劳动就业 职介机构管理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办，市府办，市法制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各区就业服务机构，本局有关处室及事业单位。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04年11月10日印发
厦门市职业介绍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职业介绍行为，促进劳动者就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利性的职业介绍、通过职业介绍进行求职或者招用劳动者，适用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职业介绍必须遵循合法、公正、公开、诚实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依法建立劳动关系。
第三条 职业介绍依法实行行政许可制度。设立职业介绍机构须经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第四条 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必须依法设立专门的职业介绍机构。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规范的机构名称、明确的章程、业务范围和财务制度。
（二）有两名以上持有《厦门市职业介绍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
（三）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营业场所，其营业场所须在同一单独平面内且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
（四）具备开展职业介绍的设施，即：二台以上办公电脑及打印机；一台34寸电视机；一部传真电话；与市就业管理信息网络联网的相关设备。
（五）不少于五万元的开办注册资金。
第五条 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应向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规定和要求报送以下材料：
（一）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申请表。
（二）业务范围、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
（三）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营业场所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租赁年限不少于一年，并提供出租方房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消防部门出具的营业场所消防安全许可证。
（五）主要办公设备清单。
（六）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证明。
（七）从业人员的花名册、《厦门市职业介绍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和身份证明。
第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审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后，在劳动保障网站上或用其它方式公示三天，接受社会监督，并在十五日内做出是否批准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决定。对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对批准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向申请人颁发《厦门市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七条 经批准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在取得《厦门市职业介绍许可证》后应到工商行政部门注册后方可营业。
第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实行全省统一标识。
第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实行一证一点经营，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不得出租或转借《职业介绍许可证》。变更营业地点或终止职业介绍活动的，应到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或终止手续。
第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到市物价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并按全市统一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
第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介绍符合本市免费服务规定的求职者就业，应提供免费服务；就业成功的，政府对职业介绍机构进行补贴。
第十二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从事下列业务：
（一）收集、发布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
（二）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进行求职和招聘登记；
（三）为求职者提供招聘信息；
（四）为用人单位和居民家庭提供求职信息；
（五）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险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
（六）组织、指导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双方洽谈，指导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中从事职业介绍的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即必须接受市劳动保障局的资格考核，取得全市统一的《厦门市职业介绍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职业介绍工作。职业介绍机构工作人员实行挂牌上岗制度。
第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合法证照、批准证书、服务项目和标准、服务承诺、管理制度、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举办劳动力交流洽谈会，应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必须与市就业管理信息网络联网运行，职业介绍信息应及时录入电脑，职业介绍活动应在就业管理信息网络中进行，就业信息全市共享，求职推荐信应由电脑打印。
职业介绍机构发布的信息应有委托人出具委托书为证，超出委托人委托期限的招聘信息应及时删除。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规定在就业管理信息网络上据实填报统计报表。
第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实行服务质量监督制度。
全市职业介绍机构均应与市就业服务中心签订服务质量责任书，并接受相应的服务质量监督测评。
市就业服务中心定期开展全市职业介绍机构服务质量监督测评。经测评成绩优良的职业介绍机构，予以评定星级并通报表彰。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劳动保障部制定的《职业介绍服务规程》，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各项职业介绍服务。
第十九条 设立中外合资合作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二00四年十二月一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