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务派遣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几点建议（下）/孙斌

上一篇: “点、线、面、体”：公诉防错案方法论/卢乐云
下一篇: 借用实习协议劳动关系认定/张娇东

基层法院反腐败抓源头工作探讨——永春县人民法院

摘 要：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社会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毁坏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本文从研究司法腐败的特点入手，分析法院系统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从源头上加以解决。

关键词：司法腐败 司法公正 廉洁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司法腐败盛行的时候，司法还能够担当起正义防线的重任吗？培根曾经说过，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诚然，对普通的公民而言，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特定的个案，它更是对公民法律信仰的摧残，对社会正义期盼的打击。
腐败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公共权力同生共长。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朝自我膨胀、权力变异、权力腐败的方向发展 ，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着人民和法律赋予的司法权，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规范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腐败的主体正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已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通过加强“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推行审判公开，查处司法腐败案件，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只有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才能高高挚起司法公正的利剑，从而创造一个正义至上、人权不可侵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
一、司法腐败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取或保持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从事非法行为。司法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它切断了人民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 ，消解了法律的权威，摧毁了人民对法律的信赖，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果司法被腐败侵蚀，那么不只是失去司法的威严，还有公众对法律的失望，乃至对社会公理的绝望。司法腐败具有一般腐败的共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自身亦有不同于其他权力腐败的特征。
（一）司法腐败发生在司法权力的运作过程、运作行为之中。诸如审判、执行等等，都属于司法权力的运行过程或运作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即为本文所理解的司法腐败；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则不属于司法腐败。比如，某法官为了职务上的晋升，向法院院长行贿，在这样的事例中，无论是法官的行贿还是院长的受贿，都不是司法腐败。虽然它发生在两个法官之间，但它属于其它类型的权力腐败，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这是上下级之间的贿赂行为，与“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司法权力”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司法腐败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比如，某刑事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司法人员接受了被告人的巨额贿赂，结果仅仅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方式。分而言之，司法腐败中的钱权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司法人员凭借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二是司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权之外，以直接违法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实践中的司法腐败大多表现为第一种类型，因为它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为掩护，比较隐蔽，腐败者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当然，在钱权交易这种基本形式之外，司法腐败还存在着其他的方式，比如，为了迎合某种势力，或者是为了不触犯某种利益，应当受理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这样的“司法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交易，可以视为钱权交易的一种延伸 。
（三）司法腐败的主体，既可能是法官，也可能是法庭或法院。在司法权力由法官个人直接行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的法官（一个或数个）是司法腐败的主体。比如，法官在接受贿赂之后，作出了有利于行贿者的判决或裁定，就属于典型的“法官腐败”。但是，司法腐败也可以表现为“机构腐败”，如司法机构以司法权力作为交易的筹码，为整个司法机构谋取非法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司法腐败追求的是个体利益，那么后一种情况追求的则是司法机构的团体利益。
二、司法腐败的原因
司法腐败的行为主体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行为表现是司法不公，其手段表现为滥用职权，其目的是为本人和他人牟取非法私利。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主观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司法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种利益的诱惑，使我们的某些司法人员打起了手中权力“寻租”的算盘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大搞钱权交易，收礼受贿、徇私枉法。此外，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家经济并不强大，国家对司法的投入相对较少，有的司法机关为了解决办案的经费问题和司法人员的经济待遇问题，动起了钱权交易的念头，让当事人交了不应该交的费用等，滥用司法权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二）司法主体素质不高及缺乏法治信仰。
从我国目前司法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司法机关进人的门槛太低，以致司法人员的来源成分非常复杂，许多人没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院系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和培训便成为法官，导致法官的专业化程度至今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法官法》，提高了法院的进人条件，并统一了全国的司法考试，初步实行司法从业资格的一体化。但是，从近几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仍有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人员进入了法院，其法律素质偏低，对法律的理解与尊重不够透彻和全面，常常视法律为工具，缺乏法律至上、法律至圣和法律至尊的法治信仰。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松弛与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激励制度不健全、监督约束制度不健全、惩戒制度不健全。如对法官办案，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案件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对程序是否合法，却很少有人追究。事实上，没有合法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作为司法人员更是深知其中的漏洞，再加上目前对司法人员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为司法权寻租留下漏洞，使得少数司法腐败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对少数司法腐败分子惩处不严、处罚过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腐败行为。
（四）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不恰当干预。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维护司法公正、保持法律尊严的前提。当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和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使中国现今的司法体制仍颇受其影响。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独立，仍隶属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另一方面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及其人事部门（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法官被视同一般行政人员，其选拔、任用、晋级、管理上多仿行政人事制度，这样，司法就常常受行政的干预，法院及其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审判权。因其他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比较严重，行政干预、外界干扰、人情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三、司法腐败的危害
司法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已是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一）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致命残害。无论一国的立法水平何等高超，法律体系多么健全，如果司法公正萎靡，司法腐败嚣张，则法律形同虚设。所以说，司法腐败是对国家法制最严重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是运用国家法律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司法人员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执法者，他们知法、懂法、用法，对法律规定及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然而，司法腐败正是借助司法这一特殊职权，打着执法的旗号牟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利用法律空隙，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承办案件中，只能服从法律，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腐败行为则会导致有法不依，偏袒放纵一方而限制约束另一方，使案件处理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是误导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流传着“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没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说法。
（三）司法腐败损害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腐败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不公正状态。有些司法人员包庇犯罪，为违法犯罪者通风报信，对正当的诉讼当事人索、拿、卡、要，这不仅阻碍了国家法制建设进程，也导致了司法环境的恶化。司法腐败冲破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使人民群众获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民众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进而对国家法律失去信任和尊重，法律也将不能被普遍遵守，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司法腐败直接动摇着法律权威，而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其被破坏，国家权威就受到威胁，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四、解决基层司法腐败的对策建议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 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要治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当然有待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条件的改善。但是，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一）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一府两院”的模式。如上所述，事实上法院不具有和地方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受制于政府，这在基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治系统工程中主要指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尤其不能受党政领导人的个别干预 。
（二）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司法权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财产安全。因此，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首先，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即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其次，要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着重加强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要从担任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司法人员，充实司法队伍 ；最后，要完善对法官的惩戒机制，着重加大对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的惩戒。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司法的公正和廉洁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的。美国著名学者普朗克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为了保障司法官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地审理案件，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这种司法人员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既要有身份保障，又要有待遇保障。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四）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发挥监督效力。司法人员的人事应由地方块块管理变为条条垂直管理，其教育、选拔、任用的程序可参照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的实绩。通过深化司法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相关制度，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教育、监督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司法队伍人员考察监督机制和任免机制。
（五）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基层法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增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监督的有效性。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执法监督员的组成要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出现信访人投诉且必要时，要适时举办信访听证会，可邀请政法委、法制委、效能办、信访局人员及信访人所在地人大代表作为特邀听证员，参与听证过程，分析信访原因，甄别案件公正与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有效根除缠诉缠访现象，确保每一起案件过程公开透明。
（六）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在处理上要严格，决不手软，决不袒护；要结合群众反映多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抓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五、结语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特别是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保障。只要我们重视并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就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国家。



浅析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徐英杰 王道然


审判实践中存在这样一起案例，王某与李某系邻里，一天，二人因琐事发生争执并撕打，王某将李某的手咬伤，此时，长期居住在王某家的王某的女婿张某见状后，便急忙找车将李某送往医院救治，结果其花费了2000元。李某出院后，两家关系并未好转，于是张某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李某返还其支付的2000元治疗费。而李某面对张某的起诉，则主张此款是张某为其岳父王某垫付的，故不应返还。
对此案在处理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是代其岳父履行义务的行为，故李某不负返还；一种观点认为张某对李某受伤无救治义务，张某出钱给李某治伤，李某作为受益人，应负返还责任。
上述案例中对案件处理的不同意见，其争议的根本问题是此案是属有因管理还是无因管理。所谓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他人的利益管理他人事务的一种法律事实。因无因管理的成立，在管理事务的管理人和其事务受管理的人（即本人或称受益人）之间就发生无因管理的债权债务关系。正确确定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是正确处理无因管理之债纠纷的关键。为了使无因管理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正确、有效地适用，笔者根据上述案例所提出的法律课题，特对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作以下简析，供广大同仁商榷。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据此规定，笔者认为无因管理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 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这是无因管理成立的首要条件。无因管理之无因，是指管理人对他人事务的管理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管理他人事务的法律原因也就是管理人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就管理他人事务的法律依据上说，有两种情况：一是管理人有管理的权利；一是管理人有管理的义务。有管理权利而为管理的，为有法律依据的管理；有管理义务而管理的也为有法律依据的管理。从法律规定无因管理制度的性质上说，无因管理制度在于赋予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的合法性，亦即使管理行为阻却违法性。因为在法治社会，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人的事务加以干涉，没有权利管理他人的事务而加以管理的，本应为违法的行为。但是社会共同生活规则又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应互相关心、相互帮助，一个人的事务在许多情况下又需要他人主动地予以管理，因此，法律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规定在一定条件下行为人虽无权利而对他人事务进行管理的，不具有违法性，而是合法的。并且，为鼓励这种行为，还赋予管理人得请求受益人偿还其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的权利。从法律规定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上说，无因管理制度在于鼓励社会成员的主动互助精神，因为对他人的事务没有权利管理的，也就没有管理的义务，但为了他人的利益不受损失，虽无义务也应为之管理，管理人因此而为管理的，仍有权向受益人请求偿还必要的费用。因此，依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确定管理人有无管理他人事务的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是认定管理人的管理是否为无因管理的前提要件。
所谓法定义务，是指法律上直接规定的义务。这种法定义务既包括因民法上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义务，也包括因其他法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义务。例如，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殴打，遂上前制止，便不属无因管理，因为警察的特殊身份决定其负有此法定的义务，其制止行为属履行职责。而在本文开始所述的案例中，张某的管理行为也属无法定的义务而为的行为。
所谓约定义务，是指基于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约定而发生的义务。当事人的这种约定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只要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管理人有管理的义务，不论该义务是其主义务还是其附随义务，管理人的管理均为有义务的行为，不成立无因管理。
管理人有无管理的义务，应以管理人管理事务当时的客观情况而定，既不能以管理人主观的认识为标准，也不能以管理后的情况为标准。管理人在管理时本无义务，自认为有义务的，不妨碍无因管理的成立；但管理人在管理时本有义务而自认为没有义务的，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有无义务仅是指着手管理之时而言的，着手管理后，管理人也就有义务管理，自不能认为无义务。
二、 管理人须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
这是无因管理成立的主观要件，也是无因管理制度的目的所在。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是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这就要求管理人的管理是为他人谋利益而不是为自已谋利益。管理人的管理是否是为他人谋利益，应当从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看。从动机上说，管理人管理事务的动机是为了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损失。从效果上说，因管理所取得的利益最终应归于本人，而不能由管理人自已取得。但是，不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说，则并不要求管理人将管理所得的利益也归于本人，因为这属于无因管理之债的效力，只要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已管理的动机是为他人谋利益的，不论其实施的管理行为是否达到了切实地避免了被管理人的损失，均可成立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的成立只以管理人主观上有为本人谋利益的目的足矣，至于管理的最终结果是否利于被管理人，是否使被管理人利益免受了损失，则应属于无因管理的效力问题，属于管理人是否履行因无因管理而发生之债务问题，而不应影响无因管理的成立。这里还要说到，虽然无因管理的成立以管理人有为他人谋利益的目的为要件，但这也并不要求管理人必须有为他人利益的明确表示，也不要求管理人有专为他人谋利益的目的，管理人虽未明确表示其是为了他人利益而管理，但从管理行为看，客观上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的，这就可以成立无因管理。但是，若管理人误将他人的事务当作自已的事务而进行管理，尽管从客观效果上讲也使他人受益，却不应成立无因管理。因为误将他人的事务作为自已的事务管理，说明管理人在主观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主观上是为自已谋利益的，如上述女婿所为的管理行为之案例，相对于受伤的李某来说，张某是基于看到岳父将人打伤而当作自已的事务进行管理，故并非无因管理，而相对于其岳父王某来说，其行为却为无因管理，因为其在法律上的管理义务是没有的，但其事实上又代其岳父履行了义务，故王某相对于张某所支付的治疗费用来讲，其是受益人。之所以说张某是代其岳父履行义务，是基于他们之间的特殊亲属关系结合张某的主观意思推定的，这种推定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三、管理人须对他人进行了管理或服务。
无因管理制度是调整因管理他人的事务而发生关系所设立的一项制度，因此管理自已的事务当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从行为的性质上来说，属于一种事实行为，面非法律行为。就管理的内容来讲，既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但就管理这一行为来说，并不属于法律行为。因此，对无因管理不能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在无因管理中并不要求管理人要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只要求管理人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即可。如9岁的小学生看到自已的同学不小心掉到水沟中，而上前将其拉起，此也成立无因管理，因为其有此认识能力。
在谈到管理人是管理他人事务的同时，会使人感觉这一点与无权代理相似，但二者是不同的。在无权代理中，行为人是以本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而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是以自已的名义进行管理，并且不一定与第三人发生关系，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也不限于法律行为，管理的后果也并不就是直接归属于本人，因此，对无因管理不能适用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也不能发生无权代理中的本人追认问题。应该说，只要管理人管理的事务是为他人而非为自已的，就可以成立无因管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在对某一管理行为是否为无因管理作认定时，应结合上述三要件，只有三要件同时具备才构成无因管理，否则不宜认定为无因管理。

通联：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凌城法庭
TEL：0516-8231012